约尔·杰伊·卡西奥拉（Joel Jay Kassiola ），1945年生人，旧金山州立大学行为科学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与哲学博士学位。三十多年前由纯政治理论研究转向环境危机、现代性与政治理论综合研究，主要著述有《工业文明的衰亡》（1990），《环境政治理论研究》（2003），以及关于环境政治理论与环境道德规范方面的论文。近年来转向与绿色政治理论相关的中国政治思想、环境政策与中国发展的研究，主要著述有《西方工业文明的进退两难局面与21世纪的中国路径》（2007），《中国的环境危机》（2010）等。

余灵灵，女，1955年生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多年从事哲学及政治理论教学工作。主要译著有：《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诱惑者的日记——克尔凯郭尔文选》、《世界哲学宝库——世界225篇哲学名著述评》、《保卫世俗人道主义》、《布里奇曼文集》等。

尚新力，男，1957年出生于北京市。1982年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现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多年从事《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主要著作包括：《凯恩斯传》、《企业怎样走出困境》、《大论争——建国以来重要论争实录》、《世界哲学宝库——世界225篇哲学名著评述》（译著）等。

《工业文明的衰亡》为20世纪末美国环境政治理论领域最早的论著之一。该书在揭示危机中的发达工业社会沉溺于经济增长给地球环境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同时，质疑以经济增长为手段最终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作者认为，当代工业社会以经济无限增长为核心价值观，将政治问题还原为经济问题，这是当代工业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经济研究仅仅具有工具价值，不应摆脱包括研究善治与善的生活的政治学与伦理学的指导；以非物质、非竞争、参与式民主、共同体治理取代经济无限增长的梦幻，有助于实现向新的超工业社会的转型。

1.当代工业社会危机与增长极限论争

西方文明就像一个穿越密封的隧道的人，不断加速奔跑寻求更多的氧气。你可以十分理智地告诉他，如果他慢下来，他会存活得更长久，但他不愿意这样做。

—— 菲利普?斯莱特

为惩罚凡人的罪孽，众神下达了他们的旨意。西方文明、启蒙文明或者科学文明对于世间万物的解读之前景，即便不被视为一种因果报应，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这样一种源自高度奢望与吉运先兆的文明……正在热烈的自我吹捧中迈向深渊的边缘。然而，拯救人类于万劫不复的所有希望，却被视如敝履，在泥沼中日渐腐朽。

—— E.J.米香

人类史无前例地处于这样一个重大抉择关口：一条道路通向绝望和彻底无望，另一条道路通向完全毁灭。让我们祈祷，我们能够拥有作出正确选择的智慧。

—— 伍迪?艾伦

几年前，我开始写一篇有关经济增长极限之政治后果的文章，文章如下：

西方现在流行的是悲观主义思想，这一点无可怀疑，也无须争论。无论是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学术性文章的观点，还是公众舆论的调查结果或流行媒体的观点，都清晰地表明，不久前还作为工业文明标志的乐观主义已经转变为对我们社会继续生存的深深的忧虑。怎样扼要地去确定这一戏剧性转变的日子——以罗马俱乐部第一份报告的发表及其在世界范围的反应为依据；或者以1973年欧佩克石油禁运、油价上涨三倍、通货膨胀、失业增长和美元贬值为依据；或者以先前的某一年代和事件为依据——这都无关紧要。

最近，一位匿名评论家对我关于目前西方悲观主义思想的假设提出了挑战，他要求对此假设进行讨论，以提出支持这一假设的证据，而我认为证据是显而易见的。对此，我感到非常惊讶。我不想像之前那样简单地作出回应，即假定发达工业社会的危机获得了普遍承认，进而试图对危机作出某种解释，相反，我想以直面这位评论家异议的方式开始这一讨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戏剧性地转向所谓的悲观主义，其本质与证据何在？（我使用“发达工业社会”一词用以指代诸如美国、日本、西德，同时使用与之同义的“当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以便兼顾术语的多样性。）是什么因素在世界上最丰裕的社会中导致了不满?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意欲实现几个目标。首先，我要回答所有像这位评论家一样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他们怀疑，这种所谓的危机及其伴随的观念变革是否确实已经在发达工业国家的思维及社会中发生。

其次，由于这些论述是关于最广泛意义上的工业思想与文明的，包括制度及作为其基础的文化价值，它们只能是抽象的、综合的（因为这种社会的复杂性）。因此，对后工业社会制度与价值产生一些不同的观念和解释便是有可能的。

第三，对工业主义危机本质的清晰考察，将会对我关于如下问题的理解作出界定，即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我们身处其中的制度和价值所面临的挑战的实质是什么？这一后工业社会秩序的本质及其对全球的影响对其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危险不仅揭示了我将在本书中论述的迫切问题，而且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包括将近30亿完全与工业生活方式融为一体的人。

第四，如果我们要论述工业化危机的后果带来的基本问题，指出我们能够对此做些什么，就需要考察工业社会的本质。在社会理论中，如同在医学中一样，为了以恰当的方式对待出现的问题，必须在开具处方之前提供准确的历史事实与准确的诊断。

因此，本章将致力于简单介绍发达工业社会目前危机的本质、结果及其影响。我的目的是为本书的主旨奠定基础，反思如下问题：发达工业社会的危机及其可能的消亡；应当由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来取代它；如何开启取代后工业社会秩序的进程。

工业化危机迹象概观与增长极限论争简介

发达工业社会危机的表现随处可见。对过去20年中出版的学术著作的内容进行分析，显示出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规律，即发表在不同学科、源自不同观念路径的文章，其标题表明，它们的主题都是危机。我并不想一味重复有关快速增长的工业化危机的作品，以及被批评者界定为“世界末日”或“前景黯淡”或“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作品，也无意对我们的世界及其前景的确切生态状况进行科学的争论（这超出了我的能力）。我想最好的阐述策略是，参照柯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 Sale）草拟的发达工业社会所面临的危机的详细清单（这些危机联系起来考量便可被称为我们社会的“危机”）。

濒危的生态，无法补救的大气与海洋污染，人口过剩，世界范围的饥荒，资源枯竭，环境性疾病，正在消失的荒野，不可控的技术，水、空气与食品的化学毒化，陆地与海洋濒临灭绝的物种。

对权威的日益加深的怀疑，对现有制度的不信任，家庭纽带的断裂，共同体的衰落，对宗教承诺的侵蚀，对法律的蔑视，对传统的忽视，伦理道德的混乱，文化上的无知，艺术上的混沌，以及审美的不确定性。

日益堕落的城市，大都市的蔓延，令人窒息的贫民区，过度拥挤，交通堵塞，无法遏制的浪费，烟雾与煤灰，无力偿付的预算，不合格的学校，日益增多的文盲，日益下滑的大学标准，非人化的福利制度，警察的野蛮，过度拥挤的医院，阻塞的法院日程，非人性的监狱，种族的不公平，性别歧视，贫困，犯罪，恣意破坏公共财产，以及恐惧。

孤独感，无力感，不安全感，焦虑，社会反常状态，厌倦，迷乱，异化，粗野，自杀，精神疾病，酗酒，吸毒，离婚，暴力以及性功能障碍，这些都在增长。

政治疏离与不满，官僚政治的僵化，行政低效，立法无能，司法不公，受贿与腐败，镇压机器的使用，权力的滥用，无法消除的国债，两党制的瓦解，国防超支，核扩散，军备竞赛与武器出售，核灭绝的威胁。

经济的不确定性，失业，通货膨胀，美元的贬值与取代，资本匮乏，能源危机，旷工，雇员怠工与行窃，社团管理不善，工业间谍，商业行贿与受贿，白领犯罪，假冒伪劣商品，浪费与低效，人为的商品废弃，无休止的斯诈广告，私人债务的攀升以及财富分配不公。

国际范围的不稳定性，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国家间的战争与内战，武器的增多，核反应堆，钚的积蓄，对海洋法的争论，不胜任的国际法，联合国的失败，跨国剥削，第三世界的贫困与无力偿还的债务，美帝国主义规则的终结。

关于发达工业社会危机的这一长串列举（发表于1982年），遗漏了目前艾滋病带来的健康危机，以及对工业化危机在生态方面的特殊细化，其中的一些问题最近才被发现：同温层臭氧损耗，酸雨，森林滥伐，二氧化碳“温室效应”或全球变暖。

当然，这样仅仅列举工业文明的各种危机与问题，而不作必要的详细说明和提供充分的证据，会带来曲解和异议。然而，即便只有上述一半的危机在这些重要的工业生活领域表现出来，也必须引起关注：发达工业社会正处于它历史上的关键节点（由于其全球性冲击力，也影响着非工业社会）。对于我们应对众多严重问题的能力的悲观主义，引发了对这一社会秩序的生命力的怀疑。

的确，这种悲观主义今天不仅多见于学术圈中对于工业化危机的著述，也多见于当代工业社会的普通公民，这在广泛的公众舆论民意测验中体现出来。甚至乐观主义者、增长极限观点的批评者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也注意到了路易斯?哈里斯（Louis Harris）题为 “多数人对于实现理想持悲观主义”的调查，并得出结论说，“2/3的美国人受到新马尔萨斯主义观点的强烈影响，并分享了它的许多信条”。（虽然在本章与全书中许多参考文献都来自美国社会，我认为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即我所指的是整个发达的工业化世界。美国仅仅作为其他工业化社会的例证——即便是一个极端的例证。美国工业发展的发达状况及其危机的严重性都是显著的，因此我选取美国作为重点。为回应有关美国研究者主要狭隘地依赖美国资料来源的指责，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发达工业社会的特殊制度在每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表现各异，而我在政治理论方面主要关注的是工业文明的深层价值，在这一分析层面上各国则是一样的。）

我们甚至有着美国总统通过国家电视台向美国公众和世界作报告的罕见画面，画面显示，美国面临着：

信任危机……这一危机打击着我们民族意志的核心、灵魂与精神；［而且］美国精神的危机征兆就在我们周围。在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大多数人民相信，下一个五年将比过去的五年更糟。

如果吉米?卡特在1979年的这种观点或许还可以被看作是孤立的、不识时务的美国总统对社会境况的某种误读，因为他最终被击败了，那么也应该注意到令人惊讶的《时代》周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TimesCBS）的民意测验中77%的人，美国联合通讯社—全国广播公司（APNBC）的民意测验中79%的人认为，“在今天的美国，存在着道德危机与精神危机，即信任危机”。

卡特的忧郁论述，即便在当时是真实的，仍然容易因政策变化及其对手罗纳德?里根1980年的成功以及所谓的“里根革命”而受到已经过时的指责。有人认为，正是卡特对美国社会情况“前景黯淡”的解读，导致他1979年7月15日发表了他在全国范围的讲演后仅仅一年多，便惨败于里根手下，更令人震惊的是社会普遍认为卡特对前景黯淡负有责任。对卡特的解读所作的批评，我在后面会详加评论。卡特的社会诊断的批评者或许会主张，过去可能是真实的情况现时已经不复存在，因为自1981年里根第一届总统任期开始，其管理和政策就发生了变化。这类批评引起了对更广范围议题的纷争，即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与1984年两次竞选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之后，其副手乔治?布什在1988年的总统选举中完胜），以及里根执政期间生机盎然的经济表现对于其经济增长优先政策的背书，是否进一步表明了卡特对社会危机断言的陈旧性或错误性，以及工业化危机和增长极限观点的整体误导性实质。

在我们的讨论的这一开端，我只想说明，对里根主导的20世纪80年代及其政府试图重现美国过去的乐观主义与荣光的一种看法是，这是结束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优先观点及其变种的开始；“最后的欢呼”表明美国人民拒绝接受卡特的危机预言，因为他们更喜欢罗纳德?里根对危机的否认，拥护他以“山巅之城”与“美国之晨”作为更充满信心并重新占据支配地位的美国的标志。由于1980年选择了里根，人们可以说，美国选民选择了避免卡特所断言的“美国精神危机”这种更冷静与更痛苦的暗示。然而，1988年里根的副手乔治?布什在总统竞选中的胜利，并没有反映出其前任的生机盎然与乐观主义。布什对里根两届任期所推行政策的实际后果，而不仅仅是其修辞性后果，似乎印象更加深刻，因而表现得也就更加谦卑。

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时期，可以被看作仅仅是基于集体一厢情愿和根本政策失误之上的（工业文明危机的）间歇，这一点被里根执政后期形成的后见之明予以证实。正如一位经济学家在一篇文章——《支撑我们繁荣的伎俩已趋穷尽：衰落始于1973年，但我们隐瞒了它》——中写道：“在1984年（总统选举年）我们依然相信，20世纪80年代经济仍然能够像50年代与60年代那样。现在我们并不如此有把握了。”

    投资银行家与社会评论家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的悲观主义，见诸于一篇题为《濒临边缘》的文章，这篇文章写于1987年10月全世界股票市场崩溃之前的四个月，反映了对里根时代即将终结时的状况的不满与预感，这与里根执政初期形成强烈反差：

美国今天正面临金融和经济危机。五六年前这仅仅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后来成为一种或然性，现在则成为一种事实上的确定性。真正的问题只是在什么时间和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

全世界的居民们必须对后里根时代的美国有所沉思，它依然在里根执政时期的社会价值与社会目标的遗产指导下运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无限的经济增长，按照这种价值制定的政策将我们带到了“深渊的边缘”（用本章铭言所引米香的启示录式的语言）——不仅仅是在金融上！如果我们打量一下今日美国的城市、医院、学校、监狱、环境和经济，吉米?卡特所言——“这一危机打击着我们民族意志的核心、灵魂与精神”——难道没有一语成谶吗？即便最乐观的分析家也在预言，要想摆脱国内国际的巨额债务，以及里根政策在其他方面的失效及其不利后果，必须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后里根时期。

回击那些1981年里根支持者的欢呼，可以再次引用利维（Levy）的话来作为开端：

过去的十年或更长时间，美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不断增长的繁荣的梦幻中——但事实上，我们一直依靠借来的钱和借来的乐观主义维持生活。作为其结果，我们正在自掘坟墓。

显然，伴随着里根首次执政的乐观主义与亢奋精神现在消失了。或许对于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诊断（反映在吉米?卡特1979年讲演中）会在90年代里根经济政策的“空想”结束后为美国公众理解并接受？当然，今天没有多少人——经济学除外——准备为道德与精神环境一直在充分地改良辩护，或者认为我们可以乐观地展望20世纪90年代的10年以及接踵而至的21世纪。布什总统的言辞和建议似乎反映出了关于美国现状的一种更加客观冷静的观点，这与作为首要执行者所要担负起减轻里根政策、行为和怠惰所遗留的问题的责任是相称的，其中或许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储蓄与借贷金融的崩溃很可能会使美国公众付出2000亿美元以上的代价。

有证据表明，对工业危机及其伴生的失望不仅来自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而且来自从事工业大众文化研究的学者，例如小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Jr.），他们也观察到了工业危机的存在。冯内古特在对科幻作家斯坦尼斯洛?莱姆（Stanislaw Lem）的作品所写的评论中，将莱姆称作“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之一与极端末世悲观主义大师，这种悲观主义惊世骇俗，唯有疯狂的人类的挣扎才能导致”。冯内古特本人在表述“极端末世悲观主义”时，引用了他的儿子，一个医学学生的一封信：

这对于任何人的写作都是最糟糕的时期，到处都弥漫着这样的想法：“我们正在摧毁这个星球。没有更可诅咒的事情可干了。不论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漫长的，并且是令人厌恶的，还是如此快速的，都并不重要。”

当然，这里要提及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进一步表明当前的悲观主义。我们对于核能的依赖导致批评家们担心这种能量会引发可以预料的全球效应，意识到这一点既令人恐惧，又令人沮丧。而且，它证明了环境与增长极限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是相互依存的。一位专家写道：

以任何标准来衡量，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都是世界上所经历的最严重的核事故……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清楚地——并且悲剧性地——表明，我们都分享着地球的环境。

为补充本章所引铭言的论述，我认为，下述段落是有关工业化危机带有启示录性质的文献中的代表性样本。它出自一位国际政治研究者之笔：

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公共事务中徘徊着一个幽灵。它不懂界限，忽视古老的国际交往规则，不尊重过去的优良传统，几乎不承认现行的国际秩序原则，以及有助于形成这种国际秩序的规范与价值。它不想仿效过去，因为它不能掌控未来。它是日暮途穷的世纪的令人敬畏的幽灵，是萧条的幽灵。

在《致总统的全球2000年报告》的转送函中——这是由美国政府作出的对当前与未来环境条件的最为广泛深入的研究——主管海洋与国际环境和科学事务的副国务卿、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给卡特总统写了如下一段报告： 

我们的结论令人不安。它们预示着在2000年爆发全球性问题的可能性达到惊人的程度。环境、资源和人口压力将不断增大，将日益限定我们的星球上人类的生活质量。这些压力已严重到足以毁坏千百万人对食物、住宿、健康和工作的基本需要，毁灭他们任何获得改良的希望。同时，地球的承载能力——生物系统为人类需要提供资源的能力——正在耗竭。在《全球2000年报告》中所反映的趋势强烈预示着地球自然资源基础的逐步退化和枯竭。

对《全球2000年报告》的同一段话，主张增长优先与否认危机的批评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与赫尔曼?卡恩则选择了抨击和从根本上进行改写，以表明他们对这一报告及其方法和结论的激烈反对。

或许可以用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伦纳（Robert Heilbroner）的话来表示最终的绝望，他写道：

展望人类前景，我相信，就是痛苦、艰困，抑或绝望，对未来前景的希望似乎的确非常渺茫。因而，期待我们的研究结论，期待我们对是否能够想象未来不是对过去无边的黑暗、残酷和混乱的延续作出否定的回答，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而对于是否更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的问题，回答则是“是”。

显然，我们似乎正处于甚至连否认工业化危机的批评家赫尔曼?卡恩都被迫承认的“萎靡时代”；卡恩描述的“萎靡时代”在美国、加拿大、西欧与东欧和苏联社会都表现出来了。

（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无关的经济无限增长的价值的普遍性及其有害后果将在后面讨论。）或许罗纳德?里根及其形象塑造者试图使我们摆脱这一普遍的萎靡，并取得了短暂的辉煌，但是现在幻想破灭了，我们必须弥补损失的时间，修复由幻想带来的破坏（在可能的地方），并认识到这些危险幻想的本来面貌。

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忧郁反应的断言，在后里根时代，似乎再次在知识分子中变得流行起来，并成为当代通俗文化的一部分（见1988年间公众与媒体对严峻的生态现象的反应）。然而，这些新情况也许会导致下述问题的产生：它们可以被视为由传播社会绝望与沮丧情绪以及持增长极限观点的人士（尤其是要考虑到赶时髦是工业文化的标志性特征）所作出的肤浅理解以及夸大，甚或是完全错误的判断吗？正如反对者所指责的，难道所有这些关于灾难迫在眉睫的讨论不恰恰构成了一种“末日综合征”或者“荒诞的神话”吗，抑或仅仅是另外一套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改变也会在社会心态中逐渐褪色——用另外一种里根模式——因而几乎不会产生持久社会影响的流行话语？工业化危机观点以及增长极限批判会像描绘自然灾难的恐怖电影那样只会周期性流行吗？最后，就像对我之前的著作持怀疑态度的评论家那样，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些断言工业文明危机的人的思维方式难道没有面临种种错误的困扰吗？

在试图检视对这些问题的可能回答之前，让我们先特别指出增长极限论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增长优先观点，以及否认工业文明中存在危机的现状维护者和把持续的、没有极限的经济增长作为工业社会最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目标之一的现行政策的支持者的基本特征。由于这些反对增长极限观点的批评家们无法以充分理由否认主张工业社会危机与增长极限观点的人们所断言的许多环境和社会问题（尽管有些人在关于生物物理或环境对增长极限的科学争论中也这样做了，最好的例子就是西蒙和卡恩的著作），他们被迫从个人偏好出发反击工业文明的增长极限批判。增长优先的捍卫者们这种偏好式回应的例子，可以见诸断言工业社会危机与增长极限的几部关键性著作。

从个人偏好出发的论据是对基于环境问题的工业社会批判所进行的著名抗辩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检视增长极限论争本质的有用手段。或许威尔弗雷德?贝克尔曼（Wilfred Beckerman）的《再次为丰裕社会欢呼》（Two Cheers for the Affluent Society）一书最广泛地运用了这种谬误策略。他的观点或许可以概括如下：

因此，经济增长如何被加以利用，是如此严肃的一个问题以至于不可能被任何类型的极端主义者把握，也不可能成为那些相对富足的想要消除他们的负罪感的社会成员的一种精神疗法——以一种他们可以确信实际上绝对不会对他们的相对富足产生任何影响的方式。

这一简单的句子包含了工业价值体系的捍卫者们在关于增长极限的论争中反驳他们对手的三个主要向度：（1）激进主义；（2）某种精神问题（通常对他们的相对富裕有负罪情结）；（3）最具理论重要性的，维持他们所谓的相对物质优势的欺骗性的利己主义实践。

贝克尔曼还继续证明持反增长立场的各色人等所共有的集体罪恶，例如：

［科学家们］科学界或许对最近二三十年的科学的某些发展有着某种形式的集体负罪情绪，尤其是原子弹，以及作为生物学和植物学“进步”结果的甚至更具破坏性的有关彻底毁灭人类方式的知识的增长……

［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今天对于他们的相对富足比过去更具负罪感……而且，正是中产阶级对于增长的反对，很可能部分地反映出他们感到经济增长也会使他们的各种特权丧失。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总序

第一部分　危机中的发达工业社会：沉迷于经济增长的后果 

　1.当代工业社会危机与增长极限论争 

　2.工业社会幻想的衰亡 

第二部分　现代经济学：作为政治学的还原主义 

　3.现代经济学的崛起与政治学的让渡 

　4.工业社会的经济还原主义：经由无限增长沉迷的去政治化 

　5.自由主义与政治学的经济还原主义 

　6.“相对财富”概念：增长的社会极限使增长沉迷之幻想破灭并推动社会重新政治化 

第三部分　工业主义价值：无限竞争的物质主义与增长的规范限制 

　7.超越增长的生物物理极限：工业社会价值评估 

　8.唯物主义（物质主义）与现代政治哲学 

第四部分　超工业主义价值：以非物质主义、非竞争、参与式民主、共同体取代对于经济无限增长的沉  迷

　9.社会向超工业共同体转型

　10.结论：走向新的超工业社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