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经世佛学思想研究》：
程颢批评邵雍的内圣外王之道“无所用于世”，也就是说邵雍学说重内圣轻外王，于平治天下、利济社会作用不大，说明了“内圣外王”是宋明时期评价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尺。程颢批评邵雍重内圣轻外王，而这是宋明理学的共同特点。宋明理学家出入佛老，借鉴佛老的抽象思维和哲学体系，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上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从宇宙本体来说明人的存在，因此要探索人的价值与宇宙本体，就只需要反求诸己，进行德性的修养即可，重内圣轻外王就成了宋明理学的共同特点。宋明理学家虽然重内圣，但是他们也讲外王，比如朱熹集成《四书》，就是以《大学》为纲领，发挥“格、致、诚、正、修”与“齐、治、平”的“内圣外王，，思想，而且宋明理学家如程颢、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都是政绩显著的官吏，这是对“内圣外王”之道的最好诠释。但是宋明儒，心性之学的末流则是_开口闭口谈心性，对于外在事功不屑一顾，正如颜习斋所说的“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明朝的败亡与之密不可分！由于明朝灭亡的教训，使得宋明理学家重内圣轻外王的心性之学不受清初统治者和知识分子重视，代之而起的是内圣与外王并重的经世致用之实学。尤其在清末内忧外患加剧的背景下，“内圣外王”得到了满怀爱国热情的士人知识分子的关注，前有曾国藩，后有蒙文通、熊十力、梁启超等，他们主张内圣与外王并重，提倡经世致用、积极人世救世。
上述分析说明，内圣外王是儒道两家的共同思想，都是指通过内在的道德修养而实现外在的利济社会的目的。但是道家更强调内圣，因而表现出消极避世的色彩，儒家则内圣与外王并重，体现出积极人世救世的精神。
二、梁启超的内圣外王
梁启超自幼就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祖父为乡间塾师，以宋、明义理名节教梁启超及其叔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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