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导言
1970年，随着对环境恶化的担忧逐渐加深，人类对环境有了新的认识并发起了一项新的政治活动。同年4月22日，第一个地球日诞生，并自此成为一项一年一度的、旨在以崭新姿态保护并改善地球环境的活动。该运动不仅影响普通民众，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对精英阶层的影响。这些精英们组建了一个名为罗马俱乐部的组织并提出了一个此前从未能取悦于当权者的议题，也就是他们在1972年发表的宣言，题目是：增长的极限。［1］
30年后，2000年的地球日聚焦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之间关于拯救自然的讨论。纪念活动还为衡量过去30年中的“限制性增长”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新千年来临之际，我们见证了以下事实：
● 全世界的人口数量已经由37亿增加到了60亿，上涨了62%。
● 石油消耗量从每天4600万桶增加至每天7300万桶。
● 天然气开采量已经从每年34万亿立方英尺增加至95万亿立方英尺。
● 煤炭开采量从22亿吨增加至38亿吨。
● 全球机动车保有量几乎增加了两倍，从246亿辆增加至73亿辆。
● 航空运输量已增加了6倍。
● 造纸所需的树木消耗速度提高了两倍，达到了每年2亿公吨。
● 人类的碳排放量已经从每年390万公吨增加至约640万公吨……虽然这推动了人们抑制全球变暖的决心，不过碳排放这个问题没有出现在1970年提出的那些环境问题里。
● 全球变暖导致地球平均温度上升了1度，这个数值确实小到难以让人提起戒心，但一旦这种温度变化分布不均，就会引起混乱的天气现象（有史以来十大最具破坏性的风暴中，有7场风暴发生在过去的10年里），同时这也带来了一连串不可预测并不可控制的生态创伤：2000年夏天北极冰雪的融化，还是5000万年来的头一遭；第二年随之而来的就是“乞力马扎罗山的雪”消失了;从那时起冰川消融就没有再停止过。
● 地球上的物种以一种在过去6500万年里从未有过的速度消失。
● 鱼类的捕捞速度是1970年的两倍。
● 农业土壤中40％都已退化。
● 一半的森林已经消失。
● 一半的湿地被填平或枯竭。
● 美国沿海的一半水域不再适宜钓鱼或游泳。
● 随着人们不断释放导致臭氧耗竭的物质，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在2000年达到史上最大，甚至是美国面积的3倍。同时还有2000吨类似物质导致空洞每天都在继续扩大。［2］
● 1999年美国本土排放了73亿吨污染物。［3］
另外还有一些数据，能更加直接地看出人类所付出的代价：
● 第三世界的债务在1970年至2000年间增长了8倍。
● 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1820年是3∶1，1950年就达到了35∶1，1973年更是达到了44∶1，而在对环境问题如此敏感的1990年，这个数值已经是72∶1了，大约增长了2/3。
● 到2000年，全球范围内每年有120万名18岁以下的少女进入性交易行业。
● 1亿名儿童无家可归，露宿在大街上。
这些数字大多采集于2000年，我把它用在第一版《自然的敌人》中，用来佐证一个既无法忽视又被大大低估的问题，那就是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兴起于1970年左右，而这个时期恰恰是环境遭破坏最严重的几年。但很快，人类对自然有着重大威胁的这一认知，就被另外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吞没了。
上述每项观察结果的产生都有其特定原因，有的是为了描述某种气体的生产，有的是为了描述汽车市场的动态，还有的是为了描述濒危物种的栖息地，等等。然而肯定存在着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要为所有这些混乱的加速发展负责，而且跟这些混乱现象日益加剧的相互作用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不断地推动危机中的种种问题并使之如狂风中的败叶般飞旋不定。
这种“更强大的力量”则是现阶段人们调查工作的内容——本着因现行主导环境意识的巨大失败而不得不实行的一种义务。我将其称为“义务”是出于当前危机的严重性。如果我们足够严肃地来审视这次危机，我们会发现，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再也没有比现在更加严重更加危急的情况了。我们有责任从根本上重新考量我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些专家，现在也开始认识到危机的影响范围和其中的利害关系。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大多还停留在最基本的认识层面。因此，纵然有些老调重弹，纵然有些屡败屡战，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做到以下几点：过日子要勤俭持家，要承认并尊重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个事实，对资源进行回收利用，开发更加环保的新技术，把自己的选票投给那些支持环保型能源的政客，等等。所有这些建议都发之于德，所有这些建议都需要通过复杂的方式来进行自我定位。但是，是什么让这些方式变得复杂了呢？要认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认清这个不断向前推动危机的“更强大的力量”究竟是什么。
现在读者已经通过本书的副标题得知这个作用力的名字了：我们如今面临着在“资本主义的终结”和“世界的毁灭”之间二择其一的处境。毫无疑问，本书打破了那些悬疑故事的基本规则，把罪魁祸首明明白白地印在封面上。然而即便如此，这个“凶手”的犯罪行为还是难以仅从封面就看个明白，更别提看出深度了。我必须承认，我选择这种方式来吸引读者的兴趣，并将一个不断发展却难以定义的思想纳入其中，那就是这该死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破坏自然的元凶。摆在我面前的工作则是阐明这种思想的内涵，澄清资本的本质，探求自然的奥义，了解资本和自然之间的矛盾，认清资本主义不只是一个经济体系，更和整个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探究整个问题的前因后果，以及最重要的，寻求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时不我待，本书第一版问世5年来，人们并没有遏制住危机。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关于2006年环境健康问题的“生存星球”调查报告指出，“生态足迹”自2001年来增长了20%。（“生态足迹”由多种参数推演而来，这些参数都是关于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和破坏自然的程度。）而2001年正是本书第一版付印的时间。［4］
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其他的全面参数通过相同的路径来对资本积累进行追踪，当然，所谓的资本积累有一个名为“增长”的别名。我并不是说资本是导致自然崩溃的元凶，因为它没有那个能力。资本的本质和自然并无直接关联。它所能做的，不过是驱赶着我们这群生物不断地去追逐财富和资本。我们将证明，正是这种通过经济和社会的不断追求，导致了自然的破坏。资本，或者说是货币，既成为一种醉人的尤物，也造就了一个“力场”，这个力场扭曲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并由此带来灾难。我们逐渐由自然的产物变成了资本的傀儡。
我们同样可以从最近的一份报告中看出一丝端倪，这份报告概述了资本在经济行为本身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在2005年进行的最新统计指出，全球有140万亿美元的可动资金（股票、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正如《华尔街日报》的一份报告所说，这些资产的数值是该年的商品和服务的数值的3倍以上。［5］也正是这种金钱财富刺激了经济活动的泛滥。而资本的流动则引发了自然环境的转变。这种转变越是快速，对自然的伤害也就越大。这当然不是《华尔街日报》的结论，而是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报告还指出，2005年，跨境流动资产达到了6万亿美元，是2002年的两倍多，而2002年正是本书第一版出版的时间。这就是全球化的嘴脸：通过遍布世界各地的资本竞赛，把自然和人性牢牢地掌控在股掌之间。此外，“全球资金的流动会在未来几年加速。‘金融资产贸易的增长速度比起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大约要快50％。’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戈夫说”。换句话说，情况愈演愈烈。
考虑到这一点，以及为了指出它的变化方式，本书共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元凶”，我会把资本当作导致生态危机的“高效原因”来进行抨击。但首先，这一危机本身也需要加以界定，而这正是第2章所要表述的内容。我主要是通过引入一定的生态观念来解读危机的规模，并由此来探求危机的成因。第3章“资本”则是对资本批判的主要内容。这一章开篇会使用博帕尔事件进行案例研究，从而对资本的本质进行讨论。同时我还会讨论资本是如何通过对生产状况的破坏以及无止境的自我膨胀，来对生态系统进行无情的破坏。第4章“资本主义”，则是通过对周边社会特定模式的考量和资本的认识来与上文进行衔接。这一章会对资本的扩张模式进行探索，并连同其社会关系的水平和统治阶级的风格一并探索。当然，资本主义的社会适应性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探索内容。因为如果资本主义不能改变其基本的生态进程，那么就要从根本上来改变这个制度。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生态逻辑危机的思考难度很高且令人畏惧，而其结果则远远不是通过实证论断能道尽的。此外，我们所进行的这些推理本身就极其困难，而且还需要牵涉到我们所不熟悉的政治抉择。尽管人们大体上可以接受，但其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广，仍旧对现实有着不可避免的影响。我们在此讨论的问题，对于许多人来说，就好比得知原来那个值得信赖、万人敬仰而又手握大权的保护神，其实只是一个冷血杀手，必须打垮他才能让别人活下来。这个结论下得艰难，这条路也走得艰辛，但这却不得不做。这些都是我的责任，如果我可以向神祈祷，我会向神求得完成这个任务的神力。
而第二部分“自然的统治”，我们会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对资本进行控诉。我们有一定的理由认为这是必要的：主要是为了规避对经济的狭隘解读。而在这一部分的第一个章节第5章里，我开始在自然与人性的理念上进行更深入的论证。而这就要将纯粹的环保转变为生态，为此我们有必要谈谈人类的生态系统以及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契合，也就是人的本性。如果我们努力的目标是构建一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资本是如何违背了自然和人性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了解如何才能恢复与大自然之间更加亲密的关系。这些想法都会在第6章进一步阐述，并会把它们上升到一个历史框架中，探索它们和其他生态哲学之间的联系。在这一部分我们会发现，在与自然发展相悖的所有因素中，资本位于末端，并且与其他所有因素都息息相关。资本远远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模式那样简单，它是自古以来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恶化的剧毒。我们将要讨论按照性别确认的统治是这一切的根源，并且掩盖了所有随“自然的性别分歧”出现的一切事物。因此我们要将资本看作一种独立存在的完整状态，而不是经济制度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要克服生态危机，这种存在方式就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变，即使它的改变会让“经济首都”不复荣华，让奉行资本主义的国家江河日下。我们参考了一些哲学思想来为本章定下结论，其中还参考了辩证法的相关内容。
然后，在第三部分“通向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我们将问题变为：我们要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如今变得政治化，因为我们已将对社会的改变变为乌托邦和批判的结合。本书第二版和第一版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这些替代品在由温室效应所导致的低碳经济中的地位提高了，成为全球变暖的主要推动力。这就需要我们审慎面对前副总统戈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第8章一开始，我们就对现存的生态政治进行了调查，看看我们用于修补和自然关系的举措，并测定其毁灭资本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正确评价的话，那将是一种完全传统的批判。我们强调资本脱胎于生产力，从核心上讲，就是禁锢劳动力和延缓人类能力。这需要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生态社会。因此，所有现有的生态政治模式必须通过它们是否成功释放劳动力来评判，也就是我们的变革的力量。本章讨论范围广泛，从相对成熟的大道到那些被挤到了边缘的小路都有涉及，并符合了当年的市场战略需求。而最后则说明生态的变化会趋向反动，甚至会带来法西斯。
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之后，我们在最后两章讨论未来的走向。在第9章“预示”中，我们讨论如何打破资本模式，使其变得宽松。这需要运用马克思的“使用价值”的学说，作为特定的经济制度开放的生态化改造理论;而另一个要谈到的就是社会主义的错综历史，因为那些在过去一个世纪试图解放劳动力的尝试基本都失败了。最后，本章转向生态的关键问题——生态中心，我们将生态女权主义和妇女解放的学说与此相连。我们认识到行动的关键是“预”（因为其内部包含转型的萌芽）和“质”（因为其广泛分布于资本主义社会）。在第10章“生态社会主义”中，我们尝试从资本主义制度对自我转型的抗拒来总述现今分散落后的局面。所谓“生态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者因为强势的民主而联合起来进行生产，同时它也是一个能认识并尊重“增长限制”的生态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自然的内在价值被知悉，并可以恢复到固有的道路。这种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设想并不是水中花镜中月，而是指明了我们能做的事，可以让我们用它去替代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解决一些相关问题，并对其进行全面简明的深思。
在我提出论点之前还有几点想说的。我期待人们就对未来即将出现的人口问题的不够重视而进行批判。在任何时候，人口过多都不是生态危机潜在的主要问题。这并不是我轻视人口问题，它确实十分严重，但我认为它还只能排在第二位，这里不是根据重要性衡量，而是根据它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定位。［6］我坚定地反对经常被异见者提到的新马尔萨斯主义，他们认为，只有平民不再过度生育才能让一切变得美好;我认为人类有足够的权利来决定人口的数量，尤其是妇女，她们决定了人类的生存。对我来说，这份力量最大的作用就是消除阶级，让所有人都成为生活的主人。如果每个人都能自觉限制生育，下个世纪全球人口将下降到约10亿，不用说，这个选择很艰难，但有这种可能。
本书无须为其以马克思主义传统为框架并拥护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致歉。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看到的，上述传统和基本原则是本书的理论基础，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正面临着解放生产力或者说建立一个生产者自由联合体（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所述）的迫切需求。但本书采用的方法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中所述的方法。马克思留下的是一种要求人们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形式给予绝对忠诚的方法和观点，即要求人们随着历史演变不断转变观念。由于马克思主义早于生态危机成熟一个世纪出现，我们相信它对生态的认识是有缺陷的，对我们社会的指导是不全面的。因此我们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充分，更完整地发挥它指导自然和人性的潜能。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我们要通过恢复对自然内部价值开放的使用价值来用生态中心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我知道会有很多人认为本书过于片面。有人会说，我过分贬斥资本主义，忽略它之前的辉煌成就，比如“开放的社会”和强大的修复力。事实就是，我讨厌资本主义，希望别人也讨厌它。事实上，我希望这份对资本主义的敌意能给我足够的毅力，让我去追寻一个难以找寻的真相，直到变革结束。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你们认为我所表达的意见苛刻不公，那我只能说，有机会听听和撒那对资本的赞颂，按他们的话说，这才是最细致的观点。我补充一点，我也恨资本家，但和敌视资本不同，他们都是罪人，他们用堕落的灵魂来破坏自然谋求利益。而我自己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人也都深深陷入资本主义的熔炉里无法脱身（包括我的养老基金，所有的银行账户或信用卡）。这是一个奇迹，这个制度试图让所有人都成为它的同谋，并且通常会成功。但我们不能让它成功，而阻止它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一个超越资本的生态健全的社会。我们不能仅仅是艰难度日，我们要在其之上建立一个造福于众生的更美好的世界。
注释
［1］ Meadows et al，1972.
［2］ 此处绝大部分引自Donella Meadows,Earth Day Plus Thirty, As Seen by the Earth 的网络版。于不久前不幸逝世的米朵斯1992年与他人合作出版了著作《超越极限》，对《成长的极限》（米朵斯等于1972年著）做后续研究。《成长的极限》理想但错误地辩称，各国在共同努力应对主要环境问题时，唯一成功之处在于遏制了臭氧耗损。2006年，艾伯特·戈尔在他主演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提出类似主张，称赞各国通过共同努力最终得以减少臭氧耗损。但同年10月，美国太空总署在其报告中称，南极圈臭氧层空洞已经达到历史最大面积，覆盖1100 万平方英里。对这种现象最好的解释是：一心只顾生产，忽视了谨慎调控的作用，从而导致失控效应。
［3］ Personal communication,Daniel Faber.这是采取此类措施的10年里达到的最高值（费伯称，这些信息都是基于各个公司自愿提供的报告，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值太低了）。
［4］ 该足迹“从提供资源或消纳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海陆地域空间角度衡量了人类对生物圈的需求量”。当人们的需求积极主动时，人类文明（或某个特定的国家或个人）会变得“无法持续”， 也就是说，会以一种超过地球再生的速度耗尽地球资源。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类的这种需求变得积极而主动，这也与此处所称的20世纪70年代是该危机的转折点一致。之后每次测量，人类的这种需求都在增加。当前， 该值（2003年最新计算值）已经从2001年的21% 增长到了25%。 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在说，要重新生成地球一年的消耗量，需要15个月（WWF，2006）。不用说，所有的这类计算从方法论上说都有问题。但无论如何，现在所出现的并不是某个特别的数据，而是一种咄咄逼人的不祥趋势。
［5］ 史莱特(Slater,2007)在其书中回忆，1990年，经济产品等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达39万亿美元。事实上，因为苏联的解体，该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处于停滞状态。当前，随着俄罗斯收缩其石油财富（从而增加了灾难率），全球产品价值在新千年里又开始急剧攀升。
［6］ Meadows et al，1992.该书的作者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严肃地得出以下结论：“人口具有自限性。一旦人均工业产值增长到足够高的水平，人口增长将最终趋于平稳。但是该模型并未包括资本的自限性。在现实世界中，还没有证据表明，那些最富有的人群或国家不想变得更加富有。因此，我们认为，资本所有者将会继续增值他们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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