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殖民主义
　　吴志翔
　　疼痛背后的形而上学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英雄，就是关羽。他最有英雄气、男人气的一个表现是“刮骨疗毒”。华佗用尖刀割开皮肉，刮去骨上箭毒，敷药后用线缝上口子。在整个过程中，“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关羽在接受治疗后“大笑而起”，真如天神一般。
　　关羽到底有没有痛感？只要他是人，只要他有身体，这个问题就毫无疑义。但他为什么能够做到不哭不喊不叫不呻吟？因为，至少在历史或文学的叙事中，像他这样的英雄是不能那样做的；否则，附着于英雄之上的光环就会消失，人们对他的崇敬之情也会消解。也就是说，有某种更强大的力量在控制着关羽发出呻吟。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仅仅是“钢铁般的意志”吗？
　　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看小说《霍元甲》时的一个印象。霍元甲是个英雄，可是他误中奸计染上了毒瘾，为了戒毒，他让人把自己绑了起来。令我深感羞耻的是，那么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真英雄，却在毒瘾发作时痛不欲生地翻滚号叫。现在回头去看，让我奇怪的并不是霍元甲的挣扎和呻吟，而是当年我为什么竟然会对此感到羞耻？
　　关羽是痛恨自己的身体对于疼痛做出反应的，所以他才会说：“吾岂比世间俗子惧痛者耶？”疼痛必然要使身体有所反应，为什么要厌恶这样的痛感？为什么有惧痛表现者就是“世间俗子”，而真豪杰大英雄却“理应”脸不变色、谈笑自若？尽管不明所以，我们却很自然地把不惧疼痛视为英雄的一种天赋，所以看到像霍元甲这样忍不住毒瘾、举止失态时，就有一种揪心般的难过，更准确地说，是为他感到羞耻。
　　电影里，敌人或反面角色几乎都是具有明确的身体属性的。比如一个国民党兵或日本兵在站岗，他会哼着小曲儿，喝得醉醺醺的，走路东倒西歪，闪到某个墙角掏出家伙撒一泡尿，甚至会色眯眯地看花姑娘，发出淫荡的笑声；那些家伙受伤以后，常常哇哇乱叫，痛苦地呻吟，身体挣扎扭曲；被击毙的时候，要么惨叫一声，要么倒下的姿势特别难看，比如脸面扑地，屁股朝天，还两脚乱蹬。所有这些都是身体的自然表现，而我们的电影叙事借助于对他们身体形态的刻画，达到批判和揭露的目的。那些反面角色因此都成为丑陋的、惹人厌憎的，他们的身体泄露了他们本质上的可耻。
　　可是我们的英雄人物没有这样的身体，他们不会犯身体上的错误，即便是长相也有一定的范型。从这种被抽象过、修辞过的身体中，可以见证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和高贵的精神属性。作为一种直观的表象，他们的一切都合乎某种不言自明的标准。他们不会在墙角撒尿，不会讲黄色笑话，不会发出淫笑或奸笑；他们面对敌人的屠刀和刑具面不改色，没有恐惧；在疼痛的时候也不会哀号，虽然豆大的汗珠淌了下来，但脸部表情并无多大的扭曲，有的只是愤怒，甚至自豪；他们牺牲时发出的不是惨叫，而是令人荡气回肠的口号；他们死的时候不会痛苦地挣扎，而是平静而坦然地把自己献出去，就像一个神圣的祭品；他们不会窝囊地死去，至少要支撑一段时间，讲出几句感人肺腑的遗言，然后非常有尊严地闭上双眼，或者死不瞑目。关羽死后面目如生，在曹操打开盒子看时，居然还能“口开目动，须发皆张”，令曹操惊倒。
　　最为要命的是，只要哪个英雄的身体偶然背叛了意志或精神，那么他就是不可原谅的，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就会全然崩溃。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全然接受了有关英雄的标准配方，或者说在我们的潜意识深处早就埋下了一个关于英雄原型的美学理解范式。所以，后来关羽等英雄在舞台上都戴上了固定的脸谱也就顺理成章了。那些英雄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他们身体之外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形式美学已经能够满足人们的期待，人们不希望从他们“身上”看到肉体性，包括他们的真实面容。
　　当然可以把有关英雄的话题简化为一个叙事政治学问题。尽管这也很有价值，但就其深度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而究其源头，则要做一番艰苦的思想考古。在我看来，在英雄身上其实寄托着人类关于自己身体的错综复杂、意味深长的想象。梅洛-庞蒂说，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英雄有没有身体？英雄有什么样的身体？英雄的身体得到了什么样的表现？为什么会以如此这般的形式表现？为什么只有如此这般的表现才会被认同为英雄？
　　事实上，对关羽式英雄的崇拜反映出我们内心深处对于身体的焦虑，我们在意识深处认为身体是可耻的。因为英雄的形象是我们自身理想的外化，我们都渴望成为那样的人，成为鄙视疼痛，也鄙视身体的人。从文明时代开始，身体似乎就成了一种有待克服、离弃和超越的负累。身体是低贱的、可羞的、需要遮蔽和掩饰的。只有蔑视身体，无论是其基本欲望还是本能反应，精神才可能得到展现和升华。快感、性感与痛感、死感一样，都需要被覆盖。关羽既不会发出痛苦的呻吟，不会畏惧死亡的来临，也一定拒绝性爱中的快乐呻吟。因为，正如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一书中写到的那样：“性感的身体化敏感程度与死感的身体化敏感程度是一体的，个体的性感高涨与死感的高涨平行。”身体自身具有揭示性，只要允许身体以自然的方式堂而皇之地存在，就必须给性欲、粪便、放屁、扭曲等留出一席之地，而这些是颠覆神圣和解构意义的生力军，关羽等英雄的完美形象会因此被瓦解。
　　所以，英雄肉身属性的表现也就成了禁忌。表象是政治化禁忌，其实是全民共有的身体禁忌。我有一位朋友，谈到小时候他们一帮小孩曾经非常认真地讨论，毛主席到底上不上厕所？得出的结论是：不上厕所。与此相关的其余的身体想象当然也类似。小孩是不懂政治的，但在摆脱了最初的蒙昧之后，他们的思维就已经开始“本能”地拒斥身体的话语。尽管鲁迅先生早就说过，英雄也性交。但人们仍然“自觉”地把身体的自然话语划定为禁区，在各种形式的叙事中尽量规避那个区域。否则就是犯忌，就是冒犯。在极端化的年代，对于某些身体属性的描绘和书写甚至成为一种罪恶。描画必须是严格按照某种经过净化的格式、规范进行的。美学家高尔泰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当年他奉命画一个像，就是按照“画得红，画得笑，像发高烧”的套路。
　　其实，我们从小就开始了那个遮掩身体的历程。长到一定年龄，许多词汇和表达就成了禁忌，变成“肮脏”的东西了。提及身体基本都与咒骂、攻击有关，最有杀伤力的脏话也都涉及人体的某些器官或排泄物。身体发育以后，人们也总是以“纯洁的朋友关系”来定义异性的身体冲动。“男女关系”是个贬义词，这几个字似乎看起来就令人恶心。对于建立在性吸引之上的异性，人们称之为“对象”，一个抽象的哲学名词；或者用“配偶”来表示，代表种群延续之需要；或者用“爱人”，强调柏拉图式的精神超越性别。当然，建立在国家主义基础上的伦理也自然地漠视了身体的个性，发明了“同志”这个光辉而神圣的字眼，用它来指称一切抹平了差异性的个体身份。身体也被统一包装在尽量取消性别的衣服里面，被纳入了一个以英雄主义为基调的叙事话语之中。爱与快感则来自身体以外的世界，来自一种想象和一些概念，它们也被意识形态化了。
　　漫画式的英雄是不可想象的，在这里不允许夸张、变形、扭曲等随心所欲的描画，只有小丑的身体才能得到尽情的袒裎和揭露。由于身体的形态往往成为判断正义非正义或高尚低贱等道德要素的分界线，小丑们被允许忸怩作态，借助于“上下不断换位、面部和屁股不断换位的逻辑”，通过“各种形式的戏仿和滑稽改编、戏弄、贬低、亵渎、打诨式的加冕和废黜”（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让身体冲破界碑，从而回到身体自身。他们放屁、小便、露出一身臭肉，他们把身体的本来面目无保留地呈现，从而解构了人的道德化和神圣性，颠覆了人的形而上学的虚构，废黜了凌驾于身体之上的精神性控制力量，把一个具有血肉属性的人打回原形。事实上在很多时代、在真正的民间，人们在膜拜英雄或圣徒的同时，始终涌动着另外一股对于神圣性、精神性的反抗力量，那可以被称作是饱受贬抑的肉身的起义。比如西方神性笼罩的中世纪，却有着最地道、最世俗的民间狂欢节；比如中国明代最讲求“性灵”的阶段，恰恰又是肉欲泛滥得几乎不可收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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