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鲁玛（IanBuruma，1951—），生于荷兰海牙，先后在荷兰和日本就学，曾于莱顿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和历史，后专注于研究日本。现任纽约巴德学院（BardCollege）民主、人权与新闻Paul R.Williams教授，为《纽约时报书评》《纽约客》《金融时报》等多家重要媒体撰写评论。作品涉猎广泛，全新著作有《零年：1945》《阿姆斯特丹的谋杀案》等。

　　德国有心结，一提到犹太人，德国人的肾上腺素水平就会猛增。
　　君特·格拉斯说，“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回忆，德国就应该永远分裂。”
　　倘若说人类史上黑暗的篇章是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德国人总体而言可谓应对自如。战后德国人曾经“无力哀悼”，然而如今，对国家罪行的内疚转化成一种美德，对比某些国家的死不悔改，甚至成为一种优越感的标志。
　　日本缺心眼，正如麦克阿瑟所说，日本人在政治上就是个十二岁小孩。
　　原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曾这么说：“日本近代史上没有令人羞愧的篇章。”
　　有了广岛和长崎原爆造成的冲击，日本人在谈论战争罪时，感到有资格反戈一击，指责“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复一年地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而形形色色的委员会把教科书里有碍爱国自豪的史实一概阉割干净。
　　二战结束七十年来，当正义的一方欢呼胜利，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危险的民族”，又是如何面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表面看来，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彻底反省，日本对侵略责任的抵死不认，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在历史的阴影下，关于奥斯维辛、广岛、南京这几个炼狱之所，关于历史的胜者审判和历史的纪念泛滥，以及为了实现“正常化”的努力和手段，两个看似迥异的国度，实则都充满了难以分辨是非的灰色地带。走访历史的暧昧角落、捕捉冠冕堂皇话语之下的潜台词，同时作者也不忘一再追问：究竟该由来偿还，这罪孽的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