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研究文库：家庭监督论》：
曾国藩就是一例，为教育后代，他本人参与过稼禾之事，在给儿子的家诫中就要求他们“黎明即起”，日日勤劳；出门多走路，少坐轿。《德星堂家订》分别规定了“宴会”“衣服”“嫁娶”“凶丧”“安葬”“祭祀”几个方面的礼节标准，严格控制开支。他规定招待来客不许用“燕窝鱼翅之类”；客人如住数日，中午只以“二菜一汤”相待；要求家人衣着朴素，婚嫁务求俭约，丧葬祭祀从简，不得“鼓乐张筵”，将省下的钱物去立私塾、济孤寡、助婚丧。这些主张，实在难能可贵。古代家训在训示家人勤俭的同时，还要求子弟学些手艺，习些技术，反对好逸恶劳的不良习气。
第二，实行慈严相济的教子方略。历代家训都提倡“慈爱”与“严教”结合，反对溺爱、宠爱、放纵失教。有“家训之祖”之称的《颜氏家训》对此作了十分深刻的阐述：“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姿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己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于败德。”①并举了梁代某学士宠子致其暴慢日滋而招杀身之祸的例子加以说明。溺爱子女，始则厚之，终则祸之。对此，曾国藩指出： “所谓旦视而暮抚、爪肤而摇本者，爱之而反以害之。彼谓养树通于养民，吾谓养树通于养儿。”②总之，“有子不教，是不爱其子”，“爱之不以其道足以害之”。古代家训除重视“严教”之外，也极为重视“慎独”，即要求在独自居住的时候要谨慎自己的言行，反省自己的所有行为，从而体现了一种严格要求自己的道德自律精神。如康熙《庭训格言》中就强调后人要时刻以“慎独”为训。此外，在古代的不少家训中还规定了进行家庭教育的具体制度。这种制度类似于我们今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生活会”制度。如庞尚鹏的《庞氏家训》规定，每月初十、二十五两天召开家庭会议，全家老少，都来参加。会上，各人讲述半个月来的劳动生活情况及所见所闻，“或善恶之当鉴戒，或义所当为，或事所当己者，彼此据己见次第言之。各倾耳而听，就事反观，勉加检点”。姚舜牧家训《药言》规定：一是利用祭祀聚会之机表彰先进，惩戒过严，教育族人。二是用家庭聚会的形式，来进行“互相规诲”的教育和自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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