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D.Kaplan），《大西洋月刊》资深记者，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分析家，曾被美《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100大思想家之一。卡普兰是20世纪80年代第一位指出未来将在巴尔干地区爆发战争的美国作家。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都是卡普兰的读者，他的书使克林顿决定不向科索沃派兵，而布什也将他的书列在必读之首，《华盛顿邮报》刊登专文评论说，卡普兰影响了“布什的世界观”。

　　白宫最有权威、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顾问卡普兰解析：明天的社会将如何从今天演变而来？
　　·资源匮乏、犯罪、人口过剩、疾病、宗教文化冲突等等，是如何摧毁现有社会结的？
　　·民主是否是所有国家、地域的必然救赎？
　　·未来的政府和社会组织形式、权力分配会如何演进？
　　·对人性和道德的理想主义设想、一种合乎主流观点的“政治正确”，会怎样将我们拖入灾难和危机？
　　·对于诸如大屠杀这类的人类悲剧，最可行的防范和应对之策是什么？
　　·为什么在未来世界，情报机构会更加不可或缺？它会以怎样一种形式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

　　★罗伯特·卡普兰将新闻工作者的眼光与哲学家的严谨结合在一起，为我们解释明日的世界将如何从今天的世界演变而成。在这个太多领导人和思想家陶醉于永久和平与乌托邦式繁荣的时代，卡普兰提醒我们，尽管国家在强权政治斗争中可能或胜或败，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经得起无视其法则所付出的代价。
　　——迈克尔·林德，《越南：必要的战争》作者

　　★遵循霍布斯、康拉德、吉本和托克维尔传统并且爱思考的悲观主义者们会喜爱这本书，而科菲·安南会恨它。卡普兰颠覆了“携手并进的和平与民主将带领我们走向越来越光明的未来并且一举冲散左派右派各自的神圣信条”这种令人安心的流行观点。（本书）引人入胜，令人不安，却也振奋人心。
　　——R.詹姆斯·伍尔西，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本书）充满了对当今世界严峻现实的敏锐洞察。卡普兰生动描绘了被太多决策者和学者有意忽视的冲突和矛盾。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

　　★（本书）精彩而令人不安的宣告，对于那些认为我们后冷战时代的繁荣将永续长存的人来说不啻为警钟。人们不可能对罗伯特·卡普兰严峻的警告视而不见。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艾森豪威尔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本书）文笔精彩，揭露了令人不安的真相。
　　——波士顿环球报

　　★卡普兰是一位学识渊博并且强有力的论辩家，他集新闻工作者与先见者的特质于一身。
　　——纽约时报

　　★随着新千年开启，刺目的全球现实并不是我们正变得越来越像第三世界，而是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变得像我们一样……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乃至危险的情势，而凑巧的是，过去十多年来没有什么比得上罗伯特·卡普兰的报道更能使这个问题引起有幸生活在北美的人们的关注。
　　——华盛顿邮报

　　★（卡普兰）已经赢得了一个巨大并且强有力的读者群，他决定在那个读者群中较有权势的成员将我们拖入可怕的麻烦之前，为他们提出一些非常现实、具有全局性意义的警告。我们应该密切关注。
　　——纽约时报书评

　　★（本书）有争议性，但对近期第三世界的趋势做了敏锐分析。
　　——《书单》杂志

　　民主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吗？
　　公元4世纪基督教对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征服使人相信世界政治的一个和平时代近在咫尺。关于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被特别强调，于是一种共识形成了。但是，基督教当然不是静止不变的。它不断演化为各种教派、宗派和“异端”，反过来又被它扎根的不同地方的地理和文化所影响。与此同时，圣彼得建立的教会变成了一个仪式性的、等级森严的组织，长久犯有暴力和偏执的过错。这还不算东方的东正教教会所犯下的恶行。事实上，基督教没有让世界更和平，而是让世界更复杂。而现在就像从前基督教那样君临世界的民主，有可能会重蹈覆辙。
　　历史已经证明不存在理性的最后胜利，无论它的名字是叫基督教还是启蒙思想，或者现在叫民主。有人认为我们所理解的民主将取得胜利——或者说将持久存在——这本身就是由我们的种族优越感所驱动的决定论的一种形式。那些援引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以支持民主必然性的人应该仔细听听托氏的一个观点：由于美国人的“相对”平等，他们夸大了“人类可完善性的范围”。托克维尔接着说，“在民主的时代人们更应该特别当心”专制主义，因为专制主义会在由“平等”助长的对自我和自身安全的沉迷这一基础上兴盛壮大。
　　我认为，在朝向各种新形式极权主义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在世界上许多贫穷地区鼓励推广的民主构成了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美国的民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并且危险来自于并不引人注目的源头。未来的很多政权，特别是我们的政权，可能会变得更像古代雅典和斯巴达那样的寡头政治，而不像现在的华盛顿政府。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恰恰由于我们身处这样繁荣的时代，更应该居安思危，不管看起来是多么没有必要。公元前二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将我们眼中的雅典黄金时代视为雅典衰落的开始。对修昔底德来说，在伯利克里统治下雅典人享有的安全和令人满意的生活使他们看不到人性的冷酷，逐渐成为日后输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祸根。
　　我希望我的悲观主义成为一种审慎的基础。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常常对人类的境况感到沮丧。詹姆斯·麦迪逊说：“就算每一个雅典公民都是一位苏格拉底，雅典人聚集在一起仍然是乌合之众。”托马斯·潘恩说：“社会是因我们的欲望而产生的，并且受我们的邪恶统治。”国父们是从托马斯·霍布斯“粗野”而“反革命”的哲学那里获得思想支撑的。在霍布斯的开明专制主义体系下，安全优先于自由。塔尔萨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保罗·A.拉赫在其杰出的三卷本著作《古代和现代的共和国》里解释了美国国父们为何在一定程度上拒绝古代的共和国，因为它们建立在德性的基础上，服务于一种功利主义的政权制度，企图将人类自私的、物质主义的本能导向有益的目标。本杰明·富兰克林说人类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这明显是在为霍布斯式的决定论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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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政府时代的来临
2.民主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吗？
3.理想主义阻止不了大规模杀戮
4.特别情报机构
5.温故知新：吉本《衰亡史》令人不安的新鲜度
6.相称主义：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道路
7.基辛格、梅特涅与现实主义
8.康拉德的《诺斯托罗莫》与第三世界
9.和平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