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因素”在中国周边越来越成为一个复杂的因素。“美国因素”对崛起的中国而言究竟是负面居多, 还是正面居多？抑或正负两面皆有？在现阶段，中国究竟如何客观评估和有效利用“美国因素”？这是今天和未来中国已经绕不开的一个课题，而这一课题在2010 年之前似乎并没有那么紧迫。
曾记得，2003 年之前的几年里，时任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刻意操弄“台独”思潮和行动，将两岸关系推向几乎万劫不复的边缘。2003 年，时任中国总理访问华盛顿，与美国达成联手制约陈水扁“台独”的共识。此后，台海局势开始逆转，陈水扁的“台独”倾向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直到2008 年马英九上任。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当时华盛顿与北京的联手，陈水扁的“台独”嚣张不可能被抑制。从这个意义上，你能说在两岸关系上，“美国因素”是负面的吗？
也曾记得，2012 年12 月安倍第二次上任日本首相，面对中国崛起的态势，凭借日本国内日趋保守的政治基础，采取对华日益强硬的立场，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没有争议”立场，丝毫不做妥协；第二，在历史问题上，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挑战中韩和周边邻国的情感底线；第三，以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
在这一背景下，不但中日领导人峰会全面停止，而且就在日韩这两个同盟国之间，韩国总统朴槿惠在一些国际场合，就连把眼皮抬起瞧一眼安倍都懒得，更遑论与安倍握手言和了。但2014 年下半年，安倍忽然一反常态，公开站到电视镜头前声明，他在历史问题上将继续坚持之前历届日本内阁的立场。再往前查一下记录，原来美国私下向安倍施加了压力。这从本书第四章透露的美日智囊电视激辩中，包括美国智囊对安倍连任后的期望表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这个意义上，你能说在中日关系上，“美国因素”纯粹是负面的吗？
当然，无论是两岸问题还是钓鱼岛问题，其根源都可追溯到“美国因素”。或者说，这些问题之所以久拖不决，也主要是由于“美国因素”使然。
美国作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有其在亚太地区自身的战略利益。从这些利益出发，美国希望在亚太地区维持一种适度的“不平衡”。在两岸问题上，无论是20 世纪50 年代将台湾视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还是后来希望通过支持民进党长久维持两岸的分治、分裂状况，均无不出于这一战略目的。在中日关系和南海问题上，美国的战略利益也大抵如此。
但这不等于说，两岸的纷争或中日矛盾、南海冲突达到擦枪走火的边缘，美国将依然维持其原有的战略底线和立场。原因很简单，若地区冲突突破美国能容忍或承受的范围，势必将冲击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每当这个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到，“美国因素”中调唆的一面会变成稳定局面的一面。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2003—2008 年间，华盛顿愿意与北京联手制约陈水扁的“台独”，以及美国何以对安倍的修正历史问题的举措感到如此不满。这同时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2014 年当中国的981钻井平台深入南海时，尤其是当越南与中国有可能在南海擦枪走火时，
美国一再运用各种公开和秘密的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
在施加压力，维持亚太地区适度平衡的问题上，应该说，美国没有特别的针对国家。对直来直去的美国人来说，其指针只有一个：谁打破平衡，就对谁施压。
但在风和日丽之时，美国的战略则有其明显的侧重点，那就是哪个国家是美国在该地区乃至全球的潜在对手，那就使用各种手段对其形成钳制。在今天，这个国家无疑就是迅速崛起的中国。这就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2009 年全面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后，亚太地区的战略和安全局势趋于全面紧张。
因此，对一般的中国公众来说，一个人性的感受就是，美国既在战略上遏制中国，又在策略上与中国为敌。这一感受既有人性的一面，又有其不完全的另一面。从上面的分析，人们可以看出“美国因素”的两面性，即既有调唆局势的不稳定一面，同时又有维持稳定的另一面。
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看透“美国因素”的两面性，将“美国因素”维持稳定的一面利用到极致。
仍以2003—2008 年间的两岸关系为例，陈水扁的追求“台独”引起北京强烈反弹，继而引发北京对台军事斗争的实质性准备。正是这种实质性的准备，让美国看到北京的底线，也看到突破这一底线可能导致的后果。北京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底线，是将“美国因素”的稳定一面发展到极致的关键因素。
以此来看未来的地区安全格局，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中国国家实力的外延将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及南海一些国家均有疑虑、恐惧乃至敌意产生。对中国来说，不走出去显然不行，但走得太快也不行。面对日本和南海一些国家的疑虑和敌意，中国必须有适度的冲撞，方能逐渐改变由原有强国确定的“现状”。但这种冲撞却又必须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进退有据，宽紧适度。没有适度的冲撞，“现状”永远不可能被打破。但冲撞过度，则可能导致所有对手的联手反弹。
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将适度冲撞的战略作用发挥到极致，同时又正好在美国的可控和可容忍范围之内？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地区对手挑衅，中国如何反弹？第二，中国如何主动出击？
前文阐述的陈水扁和安倍当年的挑衅，均属于对手挑衅，中国被迫反击。试想，若中国不将反击幅度拉到最大，美国怎么可能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而类似981 钻井平台的风波，则是中国主动出击，但遭到周边国家的反弹和美国的“阻击”。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崛起对世界“现状”的改变是渐进的，必然伴随着对手的“阻击”和中国的主动出击。无论是对“阻击”的反弹，抑或是主动出击后遭遇的“阻击”，其面临的问题都是究竟是“进一步，退两步”？还是“进两步，退一步”？将冲突和紧张的力度拉到极致，然后做出适度的妥协，究竟能达到这两种境界里的哪一种？
这是一个需要中国、美国和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共同探索的问题，也是各方在冲突中妥协，在妥协中共同建构“新常态”的过程，更是各方人们的心态逐渐成熟的过程。
若干年后再回头看，人们对今天发生的一切冲突就会有一种相对释然的感觉。
但2015—2017 年，却将依然是中美双方互相测试战略心理底线，并在行为上充满冲突风险的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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