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社会译丛·反思新左派：一部新阐释性的历史》：
这种谨慎、反共政纲的主旋律，最终被称为冷战自由主义。自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多数党——民主党，便是以此作为自己的官方政策。许多共和党人，例如艾森豪威尔，也同样是冷战自由主义者，他们希望政府在军事和耗资巨大的社会规划上积极投入经费，同时也支持对共产主义的牵制。两党中都存在反对激进联邦政府的保守派（南方的民主党担心民权立法，中西部的共和党则从未接受新政），但反共主义和对繁荣的期望在两党间促成了有力的共识。
在对内对外政策上意见的一致，意味着两党间几乎不存在真正的交锋。艾森豪威尔自身便是这种共识最好的体现——他于1952年分别获得了两党的提名。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例如参议员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同共和党人（如艾森豪威尔）的密切合作，贯穿了20世纪50年代。在1960年，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和民主党人约翰·F·肯尼迪的政纲也在温和性上惊人地相似，肯尼迪因此扭转了国家安全的危机局面，例如所谓同苏维埃的“导弹力量差距”，对尼克松进行了右翼包抄。当时主要的史学家们，例如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和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Jr.），认为政治冲突的缺失并不新奇，自美国革命以来，国内政界就被强有力的共识所统治，这种统治局面只在内战时期才被短暂地打破。施莱辛格同时也在美国民主行动（Americansfor Democratic Action）这一反共自由主义者的主要组织中担任领导职位。他自1949年起开始提倡国事上的“中间派”，以此展开对极左和极右方针的双线作战。后来他成了肯尼迪总统卓越的助手。基于上述情况，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一《思想与社会译丛·反思新左派：一部新阐释性的历史》中，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指出，“意识形态的终结”来临了，知识分子放弃了他们作为权力批判者的历史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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