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日本的宗教与历史思想：以神道为中心》：
为幕府掌管。在军事上，幕府掌握大量的军队，对敌对势力给予镇压；在经济上，幕府、守护大名、庄园领主等占有全国大部分土地，对管辖的农户征收重税，实行经济剥削。在法律制度上，原来由天皇下令制定、以天皇名义颁布法令的形式改由幕府将军签署，武家制定的法律文件《御成败式目》（亦称《贞永式目》）上升为国家的根本法，律令格式成为补充法，只有《贞永式目》没有规定的事项才适用律令法，奈良、平安时期形成的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遭到了严重破坏，大部分变成了死法，以例和勘文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占据主导地位。据《吾妻镜》记载，建长五年（1253）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儿童之间以刃伤人，在《贞永式目》中未有规定，当时的明法家就提出了“式目之外守法意”的判决意见。在诉讼审判方面，对于与在乡领主无关而只是两个“本所”之间领地纷争的审判，原来在朝廷的记录所或院的文殿举行，到了建德元年（1370），该项审判干脆在幕府法庭进行，幕府完全掌握了国家的法律大权。
在幕府统治期间，诉讼审判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神明裁判的复兴。关于武家统治时期神明裁判的情况，许多日本学者进行了探讨，如日本著名法史学家中田薰教授先后发表了《古代亚细亚诸邦之神判》、《起请文杂考》等论文，牧野信之助发表了《关于神誓裁判》等论文，对幕府统治时期神明裁判的形式作了概述。但对于武家统治的幕府时期为何会重新复活神明裁判，日本古代的诉讼制度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倒退，许多学者并没有作过多的分析。
关于幕府时期神明裁判的复活，笔者认为有两方面的因素。首先，神明裁判与日本古代的民间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日本著名法制史学家仁井田陞教授曾撰写了《民间信仰和神判》一文，认为中国古代的神明裁判与民间百姓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不仅中国社会如此，日本古代社会亦是如此。
神明裁判是古代社会法律制度不发达的产物，是一种野蛮落后的审判形式。所谓神明裁判，就是当某一案件无法确定事实真相时，依靠神意而不是依靠证据来判决。神明裁判存在的前提是基于人们对于神的崇拜和信仰，相信神的判决比现实社会法官的判决更具有公信力。如果民众不崇拜神灵，不相信神意，神判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
镰仓时期，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佛教宗派是禅宗，禅宗推崇的修炼方法十分简单，认为只要坚持坐禅冥思，消除“妄念”即可成佛。这种“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成佛速成论很适合日本民众的口味，因此，无论是广大的民众还是武士阶层都热心参禅。禅宗提倡的“击碎生死关头，便见一念不生，前后断际，方能出生入死，如同游戏”的思想，成为后来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源泉。禅宗的盛行与日本武士道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
奈良时期，儒家思想的引入和佛教的东传，使日本固有的神道宗教不得不退避一隅，从属于儒、佛两家。但到了平安后期，因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国势锐减，昔日的大唐帝国已失去了以往的魅力和诱惑，日本社会对唐代文化的接受风潮已经过去，进入了所谓的“国风时代”。此时，外来文化影响日趋减弱，本土固有文化逐渐抬头，神道宗教又复活了。
日本固有的神道思想源于早期的民间信仰，它缺乏应有的宗教理论基础。从平安时期起，日本神道逐渐融入了佛教的理论，使日本佛教出现了本土化的趋势。如日本高僧最澄、空海等人以镇护国家为宗旨，提倡“为国忠，在家孝”，“为国念颂，为国祈祷，为国讲《般若》”，把佛教与日本原始的神道信仰相结合，从而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平安后期，日本各地的神社经常供奉佛僧。9世纪初，在越前的气比神宫、伊势的大神宫、尾张的热田神官等都建造了神宫寺，在八幡神官内出现了佛教的菩萨。据八幡神名“御托宣”中记载：“得道来不动法性，示八正道垂榷迹，皆得解脱苦众生，故号八幡大菩萨。”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