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想·意识形态·学术
法学研究、法学论文写作既要考虑学与术的关系，还要考虑思想、学术与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有的法学论文重思想，有的法学论文重学术，还有的法学论文与意识形态相互纠缠，呈现出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那么，思想、学术、意识形态的关系应当如何把握？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如何把握文章的思想性、学术性？如何处理法学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海内外学者都曾专门论及“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确，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主题，因为有的思想其实是意识形态，有的意识形态又披上了思想的外衣，很难分辨。但是，两者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颇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对于法学研究来说，尤其具有针对性。因而，有必要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交错与彼此纠缠。
就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共性而言，意识形态其实也是思想。或者说，意识形态就是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存在形式。因此，意识形态就属于思想这个“家族”。譬如，学界研究的“中国思想史”，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传统中国意识形态的演进史。在当代，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思想，当然可以纳入思想的范畴。从这个角度上说，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譬如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对于德意志思想的研究，其价值和意义是不能打丝毫折扣的。
当然，思想与意识形态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区别。一方面，意识形态通常具有明显的、看得见的感召力、支配力，这是意识形态与“一般的思想”走向分野的一个主要标志。大致说来，凡是被称为意识形态的思想，都是一个团体、一个政党甚至是一个国家普遍认同的思想。虽然，认同某种意识形态的主体，既可能是某个国家，也可能是某个政党，还可能是某个团体，不过，无论是出于国家的认同、政党的认同抑或团体的认同，都可以揭示出一个规律：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群众基础的思想。与之不同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则不一定有群众基础。譬如，在偏僻的乡村里潜心著书的王船山，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思想并不为人所知；在他去世很多年以后，他的思想才逐渐传播开来。但是，终其一生，即使没有一个人知道、认同王船山的思想，即使王船山的思想没有任何群众基础，也不妨碍他的思想的形成与存在。可见，思想不一定会“掌握”群众，但意识形态则一定是“掌握”了群众的。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通常会呈现出体系化的面貌，思想则不一定体系化。因为，意识形态需要对现状作出“一揽子”的解释，至少也要对现实秩序的理据提供一个骨架性的说明，否则，它就不足以对特定的群体形成有效的精神牵引，也不能有效地“掌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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