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沈玉珍的陈述中，可以感受到环境污染导致的疾病和死亡对农民家庭造成的经济和精神创伤是巨大的。同时，从她的陈述中可以看到，家庭成员安排上考虑到了使年轻人回避环境污染——儿子夫妇带着孙子在外打工，避免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
与沈玉珍的家庭类似，因为担心化工厂排污危害身体健康，一些村民主动出门避害。化工厂进村之前，村中的年轻人一般到外地打工，将小孩留给老人照顾。化工厂进村之后，一些村民有意识地让出外打工的年轻人将小孩带到身边。一些原本在村中务农的年轻人，不愿意忍受环境污染，纷纷外出打工。东井村小学坐落在聚龙化工厂正西方向，与化工厂之间的距离只有500米左右，原本有200多名学生。污染发生后，村民们逐渐将孩子转到其他村的小学或者乡镇的中心小学上学。因为生源渐少，东井村小学被镇文教办撤销了。此外，一些有经济能力和具有相对较强的谋生能力的村民到县城或者集镇买房，经济能力一般的村民没有能力迁移，并且普遍需要依赖土地谋生活，只能留守在村中忍受环境污染的危害。从此情况来看，经济水平越低的农民家庭对环境危害的承受能力越低，承受的环境危害越多，导致这些家庭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在此层面上，可以说环境危害促进了贫困的再生产。
（二）找政府
加剧的环境污染和危害将一些村民沉睡的“怨气”唤醒，但是大部分村民仍然处于上次抗争的梦魇之中，为了个人的安危不愿拿起“铅桶”去堵“洪水”。上次抗争之后，村民们普遍认为到化工厂闹事不管用是因为镇一级政府收了化工厂的好处，他们认为上一级的政府还是好的。2002-2004年期间，舒齐常等10名党员和段其荣等20个群众不断地联名上书，向上级政府寄控告信。他们首先给县环保局寄信和打电话，说明聚龙化工厂的污染情况以及他们受到的侵害，希望县环保局能够监管聚龙化工厂的排污行为。但是每次寄信和打电话之后，村民总是迟迟等不到回音，等不到上面的人来向他们了解情况。化工厂照样“热火朝天”地生产。村民继而信访市环保局、省农林厅、省环保厅，同样等不到他们预期的结果。
几个人就写东西打电话到县环保局，后来又打到市环保局，但是也没用啊……环保局的轿车和化工厂的轿车一起跑走了，也不问问群众实际情况！后来环保厅也有人来，但和前面一样，和化工厂的人吃吃喝喝，我们再打电话过去的时候环保局的人就说他们来看过了，没有问题啊！不到群众这里来了解情况，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2007年8月，舒齐常访谈1）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