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医学博士，留美博士后，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1997年获中山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学士学位，2002年获中山（医科）大学临床神经病学博士学位。2006年至2008年于美国Kansas大学医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在国内较早开展放射性损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成功建立了多种放射性神经损伤的细胞和动物模型，并在相关国际杂志土发表。结合国内鼻咽癌高发病率及放疗有效的特点，在鼻咽癌放疗后导致的人体各系统损伤，尤其是放射性脑损伤的发生机制、病理改变、临床转归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同时积极开展放射性脑损伤的临床治疗，探索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在放射性脑损伤方面的研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2010年主编了国内第一部关于神经放射性损伤的专著《鼻咽癌放疗后神经损伤学》。所带领的团队多年来进行的“放射性脑病的基础与临床系列研究”获得2013年广东省科技讲步奖。

　　目前国内对于鼻咽癌放疗后的各种损伤仍缺乏系统的研究，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神经科作为国内最早开展鼻咽癌放疗后放射损伤研究的单位之一，在其发病机制、临床诊断以及综合防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课题组两年前编撰的《鼻咽癌放射治疗后神经损伤学》，系统地介绍了鼻咽癌放疗后神经损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最新成果。由于该书篇幅较多不便于携带，且在基础理论方面涉及较多。为了能够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突出临床实用性，我们特在《鼻咽癌放疗并发症防治手册》的基础上，结合并补充了近两年国内外在放射性损伤临床诊治方面的最新进展，编写了这部以临床应用为主的诊治手册，以期对广大读者能够有所裨益。

　　（二）剂量率和间隔时间
　　剂量率越高、分次照射的间隔时问越短，局部组织对射线的效应也就越大。同一种射线，照射的累积剂量相同，但一次照射或分次照射的反应是不同的，前者反应重，后者反应轻。照射间隔时间的长短也与反应程度有关，照射间隔时间越短，组织反应越重，反之则较轻。组织的放射耐受量受照射体积、时间、剂量、分割次数与剂量率的影响，照射体积越小，同等剂量下所用时间越长，分割次数越多，剂量率越低，其耐受量越高。
　　（三）生物学因素
　　个体、年龄、性别、机体状况和身体不同部位对射线的敏感性不尽相同。儿童比成年人敏感性高；妇女在妊娠、月经期对射线的反应比平时明显；某些疾病，如肾炎、结核病、心脏疾病、高血压病、各种皮炎以及代谢性疾病可以增加皮肤对射线的敏感性；身体屈侧较伸侧敏感，身体潮湿和受摩擦区敏感性较高；严重贫血和少血管区的皮肤敏感性较低。
　　（四）遗传学因素
　　放射性损伤在不同的个体中差异如此之大，不能完全用治疗相关的因素来解释。目前部分研究支持临床放射敏感性是由基因支配的，基因编码蛋白，蛋白影响肿瘤和正常组织对放疗的反应，与DNA损伤、修复、炎症细胞因子、内源性抗氧化酶、全身新陈代谢和内平衡相关的基因与放射性损伤有密切联系。
　　（五）理化因素
　　热、光、紫外线以及某些化学物质（酸、碱、碘酒等）均能提高皮肤对射线的敏感性，在受照射前曾经日晒的部位所发生的红斑比较明显。此外，放疗时合并化疗也会增加放射性神经损伤的发病率。
　　（六）神经解剖特点
　　神经系统不同的解剖特点也决定着其对放射的敏感性不同。如鼻咽癌放射治疗后前、后组脑神经放射性损伤不同，可能与其解剖部位及走向有关。有研究发现单纯动眼神经受损所占比例相对较高。其原因可能是动眼神经的走行受大脑后动脉、眼动脉分支及硬膜下垂体动脉血液供应，其侧支循环不丰富，当出现闭塞时，神经内膜微血管继发性缺血，易导致动眼神经受损，且动眼神经在颅内走行较长，而且纤细，更易受损。
　　后组脑神经在鼻咽癌放疗后的损伤也极易出现，后组脑神经从颈部经过，任何加重颈部纤维化的因素均可增加后组脑神经损伤。有学者临床常观察到放疗后反复出现面颈部蜂窝织炎，如不及时处理，红肿消退后，颈部明显变硬纤维化后可增加后组脑神经损伤。因此，及时治疗照射野内及邻近组织的炎症，对减少后组脑神经损伤有积极的作用。
　　管迅行等通过对128例鼻咽癌放射性脑病的多元logistic回归研究发现放射性脑病病灶多数偏左侧，推测其原因可能与左侧大脑中动脉皮质支的血管腔较对侧狭窄及左侧接受放射总剂量较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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