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疾偏爱逆风行》：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我父亲李仲青在福州经营大亨钱庄和大亨米庄。他被推举为福州市商会会长，从这一身份来看，那时他在福州商界，应该是有些声望的。
后来家业因为被人设局投机，经营连败失控，导致钱庄和米庄先后倒闭。我就在这个时候出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父亲前往赣东的光泽、临川、南城三县，兴办“江西民生火柴厂”和“江西农产品制造厂”，所以在当地还被看作是富人，我还能享受到富家子的待遇。比如上初一时，因为校舍处在较远的乡下，于是，我是由人陪着骑马去上学。我10岁就会骑着马跑，也算胆大吧。只是此时的家境，比起我父亲在福州开钱庄和米庄的年代，显然差得很多了。所以，我把自己的童年生活，称为衰落的“富二代”。
这样的经历，对我后来的成长，包括对我的性格，无疑都产生了影响。
上过四所名牌大学我只念到高二上就因病辍学。经自修，于1950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运输管理系。因对工科缺乏兴趣，1951年我重新考进清华大学经济系。才念一年，赶上全国院系调整。清华、燕京、辅仁三校的经济系，与北大经济系的部分学生，加上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中央财经学院。1952年冬我转到这个学院才个把月，由于我们的校舍（北河沿原北京大学三院），要腾出来供新成立的国家计委作办公楼之用，于是安排学生外出生产实习。实习归来只上了一学期的课，又宣布全院并入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夏从中国人民大学外贸系毕业了。就这样我上了四所大学，其校园生活，各有特色。
我入学交大时上海刚解放一年，校园里还延续着不少老交大传统的习俗。那时叫学生自治会，加“自治”两个字，实际上承担了不少校总务部门该做的事。有个故事至今未忘。交大“上院”和“中院”的学生宿舍，是老房子大房间，条件较差；而礼堂后面的新院，楼新房小条件好，以往都是高年级住新院。解放了有人觉得老规矩要改，主张各人抽签，抽到哪里住哪里。面对争论，校方交给学生自治会去讨论，最后认为按高低年级轮流住的老规矩更公平，难题就这样解决了。
当年交大校园非常活跃。一是讲座多。讲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分析一《风疾偏爱逆风行》。主讲人既有专家名人和教授，有时也有学生。有个讲座很有趣：那时交大学生，有穿长袍的，也有穿西装的。有个讲服装文化的讲座，后来竟演变成“长袍派”与“西装派”的辩论会。
二是社团多。有些社团水平还挺高，如话剧团，请了电影明星高博当指导，排的戏常被请去校外演。
此外还有一群相同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准社团”。例如有个“普通话沙龙”，相当于今日的“英语角”。
因为那年代，不少上海及江浙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很差，于是就请北方同学当小先生，互学互练。
三是竞赛多。交大常搞各类体育项目比赛，尤其交大篮球队，可算是当时上海滩篮球劲旅之一，好几名队员都是上海篮球界的明星。当时上海著名的回力篮球队等常来校比赛，这可大饱了我们的眼福。
清华园值得怀念的事很多。首先校内经常有形势报告。有次批判“崇美思想”的报告，举出协和医院为例。说别人在你身上插了把刀，你还称赞这刀好，这是对美帝文化侵略的漠然。当时就有人激动地表示不再去协和看病了。那个年代，有这种认识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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