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自2008年起，逢单年举办“中国建筑思想论坛”，逢双年举办“中国建筑传媒奖”。中国建筑传媒奖是中国首个侧重建筑的社会评价、实现公民参与、体现公民视角，以“建筑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为评奖标准的建筑奖。中国建筑思想论坛的口号为“走向公民建筑”，“公民建筑”是指那些关心各种民生问题，如居住、社区、环境、公共空间等，在设计中体现公共利益、倾注人文关怀，并积极探索高质量文化表现的建筑作品。

　　《理想国·走向公民建筑：中国建筑传媒奖中国建筑思想论坛（2011-2012）》是对2011年到2012年的中国建筑传媒奖和中国建筑思想论坛的完整记录，包括中国建筑传媒奖获奖作品详细的图文介绍、中国建筑思想论坛的嘉宾发言以及相关的访谈、报道和争鸣文章，《理想国·走向公民建筑：中国建筑传媒奖中国建筑思想论坛（2011-2012）》几乎囊括了近年来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及台湾所有具有重要艺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公民建筑，每件作品均配有翔实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内文版式由陆智昌操刀设计，更有龙应台、王澍、朱涛等重量级嘉宾的演讲实录，是了解中国当代建筑不可多得的经典资料。
　　快速城市化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建筑的设计与建造一直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当下对建筑作品的解读，已无法仅局限于对建筑形式或技术等单方面的讨论，而必须扩展到社会和人文的层面。为此，《南方都市报》联合国内多家建筑杂志和媒体，共同设立中国建筑传媒奖，力图以更宽阔的视野、以建筑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为主要标准来评价建筑。
　　中国建筑传媒奖的口号是“走向公民建筑”。“公民建筑”是指那些关心民生，如居住、社区、环境、公共空间等问题，在设计中体现公共利益，倾注人文关怀，并积极为现时代状况探索高质量文化表现的建筑作品。
　　南方都市报系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我们也深信，“走向公民建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通过设立中国建筑传媒奖，我们希望向建筑界和社会发出这样的呼吁：形象工程的时代该结束了，漠视公众建筑质量和空间利益的时代该结束了，让我们共同致力于开创一个“公民建筑”的时代！

　　我的现代，谁来解释？——以台北宝藏岩为例
　　今天在这里有很多建筑专家，一个写文章的人怎么“敢”来谈建筑呢？
　　库哈斯先生的中央电视台构图刚出现的时候，曾经在西方建筑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跟批评。跟他同样来自荷兰的知名评论家伊恩o布鲁玛（Ian Buruma）曾经针对库哈斯到北京这样一个具有千百年建筑传统的城市去放下一个那么惊人的、与周边环境看起来完全不协调的建筑提出批评。
　　他的评论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此庞大、突兀的建筑体，库哈斯自己一定非常清楚，是西方任何一个成熟的城市不可能容许建设的。之所以能在北京这么做，只有一个理由：库哈斯利用了北京政府“集权”又“集钱”的交集时刻，只有在这个特殊条件之下他才敢这么“胆大妄为”地做。
　　另外一个例子也非常有意思。世界各国最优秀的建筑事务所争取的北京大剧院，最后被选中的是一个像外星球掉下来的东西。当时竞争失败的意大利建筑师非常失望，他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思考怎样的一个设计图才能够让这个建筑体跟整个北京环境、跟它的人文传统协调，可是没有想到最后中标的是一个从天空下来的飞行物。如果早知道中国人现在的情绪是想跟他的传统一刀两断的话，那太容易了，比怪的话谁都会。
　　这两个例子解释的是什么呢？建筑师其实是建构城市面貌的最后一个环节，在建筑师要做设计之前有很多先决条件。一是当时的社会氛围，一是当时人民的集体情绪——人民的情绪跟历史有关；譬如说，他们可能刚好正在反叛所有前面存在的东西，或是刚好处在一个热烈寻找、疯狂拥抱他失去的东西的时刻。这些氛围和情绪决定了建筑师有多大的挥洒空间，决定了他最后拿出什么样的成品来。除此之外，还有可能更关键的一环，就是政府，政府的决策者有很大的运作空间去决定建筑的风貌。运作空间有多大，还要看那个政府是民主或极权体制而有差别。譬如说，他可以决定哪些历史要被大大地张扬，哪些历史要用橡皮擦彻底擦掉；他可以运作，让某些集体记忆变得伟大辉煌，某些集体记忆则隐藏灭音。譬如说，在一场大灾难之后要建纪念碑，纪念碑究竟是要哀恸死难的人民，还是要表扬救难的士兵，是一个重要的价值抉择，抉择的权力往往在掌权者手里，他怎么决定，那个纪念碑就长成什么样子。
　　有前面种种的条件之后，建筑师才用个人的才气跟想象力进行发挥，建筑师本身才气的发挥是在那些网状的限制之下进行的。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我曾经“混”进政府里头做过三年半的“实习生”，粗浅地知道一点点政府的实际操作。
　　1949年，内战促使大批中国人流亡海外，大概有120万至150万流到了台湾，大概有100多万人一夜之间涌入了香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突然像洪水一样涌入这么多人，可以想象城市的负担；只要有空地，就可以搭起个棚子，遮风避雨暂时安身。乱时，人人视它为生存之理所当然；治时，这就叫“违章建筑”。
　　香港有个人烟不至、没有通外道路的荒山，叫吊颈岭。1950年6月，香港政府将难民和残军败将大概6000多人全部运到这里。“吊颈”的名字令人恐慌，所以改名“调景岭”。难民开始胼手胝足挖地建棚，逐渐成村，有点像大陆的“城中村”，但是“贫民窟”的外表里头却是卧虎藏龙，小老百姓之外，有抗日将军、国大代表、县长、作家、大学者。难民村，因为历史的“含金量”高，所以就产生了好几部小说以调景岭为背景。
　　1996年，也就是回归前一年，香港政府全面拆除调景岭。重建后的调景岭，摇身一变，换上香港最典型的密集高楼面貌。
　　这个面貌的转换，中间是经过思索的，就是说，什么样的氛围、什么样的人民的情绪、什么样的政府思维以及他对未来的想象，就决定了它今天变成什么样的面貌。
　　1949年流落到台北的人，有些就来到了台北郊外这个叫做“宝藏岩”的山头，开始就地建棚。除了乡村进城市的城乡移民之外，很多是“老兵”。别忘了，我们惯称为“老兵”的人，在兵荒马乱的当年，可是年华正茂的少年。时代混乱，他们的人生也被错置了。胡正怀先生是宝藏岩住户的一个典型。他的身世是这样的：
　　1925年出生在江苏淮阴。12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失学了，之后加入军队，1949年离乡背井跟着军队辗转到了台湾，最后到了宝藏岩落脚，在这里住了一辈子。1968年退伍后，他做过铁工，拾过荒，到医院里做过清洁工，这就是他的一生。宝藏岩这个“化外之地”，也是很多部电影的场景，包括侯孝贤的《再见南国，南国》。
　　1979年，台北市政府将宝藏岩指定为公园用地，所有的违章必须拆除。这样一个在主流文化之外形成自己的次文化的社会边陲，面临现代化迫近的大轮时，应该怎么做？若是依照法律和都市规划的单一规则来看，它别无选择，但是，有没有什么价值，是我们在单一的所谓现代规划之外，也需要一并思考的呢？居民不断地陈情，得不到响应，于是学界开始主动介入。台湾大学城乡所的教授们带领着学生，开始深入地关心这个议题，逐渐形成一种社会运动。
　　在宝藏岩是拆还是留的辩论前，发生了一件事。1997年，在台北市中心，有一个预定公园用地，亦即14、15号公园，陈水扁市长用了强势手段进行了拆除，一万多人被搬迁，其中一位老兵以上吊自杀抗议，这件事情对于社会造成非常大的震撼。
　　1998年，台北市市长又要竞选了，候选人之一是马英九。学界中的积极分子，如台北市城乡研究所的夏铸九和刘可强教授，他们聚集了学界跟媒体界的力量，让市长候选人签署都市改革支票，承诺要“先安置后拆除”，先补偿、安置，再进行拆除。
　　1999年马英九上任台北市长，立即成立了专案小组，以副市长为召集人专案处理宝藏岩事情。1999年11月，我受马英九的邀请从德国回到台北进入公务体系。上任没多久，夏铸九就带着他的学生找上门来。
　　夏铸九是这样回忆那次会面的：
　　就在那段时间，马英九决定由欧洲找回龙应台任命为文化局长……我们约她在紫藤庐见面，我们的研究生还对我说，可能要准备两三个钟头来好好说服龙应台。第一个就是宝藏岩，要让久居国外的她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等我们报告完了，龙应台当下就说没问题，让我非常震惊，这不是官僚作为。原本要准备两三个钟头，打算说服的话，居然都不需要再啰唆了。简报结束，她就说好，我们就可以散场了。在台湾，面对“国家”，这种经验不多……选举的时候，我们可以逼着马英九签字，我们很清楚那是选举的特殊氛围，可是龙应台却觉得理所当然。她做这个判断，证明她对文化是有看法的。（《走过宝藏岩──口述历史》，2011）
　　夏铸九说的没错，我对文化是“有看法”的。在他们为宝藏岩来“说服”我的时候，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近九年，在欧洲十三年。去欧洲之前，心里对西欧的想象是一个尖端科技发达、高度现代化的地方，但到了德国跟瑞士之后，我非常震撼：奇怪，他们的“现代”怎么会离泥土如此接近？容我借用我《在紫藤庐与星巴克之间》这篇文章的片段来解释这里所谓对文化的“看法”：
　　在欧洲的长期定居，我只是不断地见证传统的生生不息，生老病死的种种人间的礼仪，比如说什么时辰唱什么歌，用什么颜色送什么花，对什么人用什么词句，井井有条。春夏秋冬的生活阅历，不管是冬天的化装游行以驱鬼的传统传下来的节日，初春的彩绘鸡蛋（复活节），夏至的广场用歌舞来休息，圣诞节的庄严静思与起伏，千年礼乐并不曾因为现代化而消失或怎么样。
　　无论是罗马、巴黎还是柏林，为了一堵旧时的城墙，为了一条破败的老街或者是教堂，都可能花非常大的成本用高科技不计得失地保留修复，为了保留传统的气质跟氛围。
　　传统的气质氛围并不是一种肤浅的怀旧情绪，当人的成就像氢气球一样向不可知的无限的高空飞展，传统就是绑着氢气球的那根绳子紧连着土地，它使你仍旧朴实地面对生老病死，它使你仍旧与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它使你的脚仍旧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树干，你的眼睛仍旧可以为一首古诗流泪，你的心灵可以和两千年的作者对话。
　　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
　　带着这样的理念，夏铸九自然不需要太困难的“说服”工程。接下来才是真正艰难的，就是理念的执行与落实。所有高尚的理想，如果得不到落实，都是空的。我在公务员任内总共三年半，三年半的时间宝藏岩的案子无日无夜不在跟我们相处，每天都在“磨”这个案子，为什么呢？
　　政府必须合法行事，宝藏岩的保存，牵涉到十多个市府内部的各种问题，譬如：
　　1.违建聚落如何合法化？（都市计划如何变更？）
　　2.地上建筑物如何取得使用许可？
　　3.地质探勘、消防鉴定、建物结构鉴定、挡土墙的稳固、坡地排水的处理、临水区防汛的设施、落石危险的防备……
　　4.居民安置。
　　5.社会公平的问题——排富条款如何订定？
　　6.再利用计划——成立艺术村的可能做法？
　　公文是要旅行的，每一步都花时间和精力。一个公文除了横向的每个相关单位要知会、走完之外，还有从下而上的一层层负责、核准，一层层认定。文化局做了足足两年半的努力，全部到位以后，终于到了最后阶段──要跟市长做简报了，市长拍板，就进入执行阶段。我记得那个市长主持的会议，所有相关一级首长全部到齐，然而原本花了两年半时间协调好的各类问题，现场却又全部变了卦：安全怎么办？消防怎么办？地质结构怎么办？简直就是一个前功尽弃的会。基本上，我这个小局长是跟督导工程的副市长“闹翻”了。我说，如果两年半的功夫都是白费的话，那么全案退回，本局不再办理。
　　当然，后来峰回路转，再次重新开会，市长最后拍板定案，照我们原来所推动的做，因而有了现在的宝藏岩。回想起来，当时反对的副市长，并不算错，而且他的反对也值得尊敬。他从安全和公平的立场切入，我从突破窠臼和文化弹性的角度争取，这两者本来就是最尖锐的矛盾，不经过碰撞，很可能走偏。
　　这么详细地说这个例子，是希望让大家知道，决策以及执行的过程有这样大的困难。宝藏岩现在完整保留下来，成为艺术村，而且原来居住在内的老人家们也得以在村内安详终老，这样的结果，是怎么来的？它有居民本身的奔走，有学界和文化界的长期介入，还有总共四任文化局长的接棒。最后，如果没有一个市长的定见，这一切都不可能。宝藏岩是一个非常小的村子，可是它是一个革命性的案例。
　　2010年10月2日宝藏岩变成艺术村，居民在整个山坡结构全部修缮、稳固、翻新之后再回头住进去，同时年轻的艺术家进驻其中一部分空的房子。这样算来，这一个破村保存的努力做了足足20年。
　　在宝藏岩开村后，我收到一封信，来自当年文化局负责宝藏岩的部属。他说：
　　老师：
　　在文化局十年多的日子里，宝藏岩是与我生活最久的伙伴。开村当天，怀着紧张的心情一早到了宝藏岩，忙到晚上近九点。在河堤看着星空，微风徐徐拂面而过时，心中闪过的是您在卸任时，写给我的临别赠言：“把市民放在心中。”
　　这是在辛苦付出，克服多重困难后的瞬间感受，谢谢您多年前安下的思想种子。下次回来时，让我们相约再去看看宝藏岩，它又变了。
　　宝藏岩是一个边陲挑战主流成功的例子，也是文化思维突破法规与工程思维的例子，但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它圆满吗？一点也不。问题还非常多，比如说，政府作为一个资源分配者，现在还为这个村子编列预算，维持艺术村的运作，也照顾村里的居民，但是这么大的成本投入，是不是还符合社会的公平原则？它要投入到什么程度？此外，宝藏岩是艺术展演区，但到底是谁在看？谁在被看？到此一游的人觉得有所收获，但是住在里头的人是何感受？
　　传统跟现代怎么接轨？如果我们对传统有一个共同的认知，面对变局来了我们要选择往左、往右、往前面的时候，这个决定是怎么形成的？香港的调景岭是一种选择，一种决定。台北宝藏岩做的是另外一种选择，一种决定。如果说，这两种选择都叫做“现代”，那么其中最细微的分野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能够称为“现代”的，可能不在于建筑或城市的外在面貌，而在于做决定、做选择的那个过程。调景岭的转化和宝藏岩的转化，起点一样，结局两样，核心差别在于，后者是公民的共同决定。这一张照片，特别能说明这个过程：在宝藏岩拍的，最左边是台大刘可强教授，代表学界的社会参与；他后面是侯孝贤，代表文化的渗透；刘可强旁边是当时任公务员的龙应台，代表政府的决策和作为，而我这个官员旁边紧贴着的，是宝藏岩的当地居民——底层的、在地的、庶民的力量。（图7）
　　今天希望和大家共同思索的是：所谓现代，是否并不在于它最后表露出的形态，而在于社会里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深度的碰撞、探索、抗争、辩论，最后形成一个共识。那个过程出来的东西，才有可能真正地涵盖这个社会的深层情感和最真实的集体记忆。在“公民有权解释自己”这个基础上“长”出来的建筑，对我而言，才是有真实意义的“现代”。
　　思想对话：传统与我们如同土壤对一株树的价值
　　南都：我们今天与传统的割裂、疏离已经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您能谈谈传统对于我们的价值所在吗？
　　龙应台：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像在问：土壤对一株树的价值所在。
　　有什么“现代”不是来自传统的呢？即便是我们直接从异国文化摘取来的东西，也经过我们的挑选，那个挑选的基准，就是传统所决定的。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走到后来的“文革”，其实割裂或拥抱都植根于我们跟传统的关系。只不过，在急切的割裂与拥抱过程里，我们很缺沉思。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想要健康、长远地发展，要厘清自己究竟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是需要沉静下来好好地思索、讨论、辩论的，可是这个过程在大陆并没有真正发生。
　　南都：这二十年国内的经济在急速发展，从高新技术开发区到经济开发区，到现在各个城市的新区，都要建一个CBD，每个城市都建起大同小异的现代化的高楼，却看不到自己的特色，也缺乏沉静思考的过程。
　　龙应台：都在追求“现代化”，可是我们对“现代化”可能有一种错置的认知。以建筑为例，中国主导的就是“拿来主义”，把先进国家的成果，拿到自己的院子里展示，当做自己的成果。问题是，别人的“现代化”是从他的传统土壤里“长”出来的，是一个有机的过程。“长”出鲜艳的果子，人家是经过土壤的施肥、种子的培育、空气阳光的调节，一步步走过来的。如果以欧陆的建筑来说，会有这样的现代建筑，和“二战”后的历史发展是有因果关系的，譬如人口的暴增，需要马上提供大量的民居，它的美学适应社会的需要慢慢走出自己的现代面貌。它的现代是从它的传统里“长”出来的。
　　“长”是一个动词，像苗，从自己的泥土里钻出来。反观我们在一个不经过思索、不经过深层讨论，人民真实的情感不得到充分表达，政府跟民间没有双向、上下互动的情况之下，把人家长出来的东西直接摘过来放在自己的泥土上，这一种没根的嫁接，你到哪一天才会从自己传统的土壤里长出真正能表达自己的“现代”呢？
　　美学“土壤”特别重要
　　南都：没有根的嫁接，也就代表着根本无法成长，无法真正形成自己的东西。
　　龙应台：我觉得美学“土壤”特别重要。举个例子，前两天我跟一个二十二岁的欧洲青年一起去台北“国家”戏剧院看演出，他是第一次去，进去之后就看戏剧院的内部风格，然后说，为什么这像是19世纪维也纳剧院的模仿？我反问他，你这个批评是什么意思？他说，台北要建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性的“国家戏剧院”时，势必经过思索，你的面前有太多种选择了──从弗兰克o盖里（Frank Gehry）的现代到欧洲的古典，要找出一个最合乎台湾人自己的感觉的现代建筑，或者代表台湾文化气质的风格，为什么偏偏就要挑一个19世纪的欧陆仿制品来代表自己呢？
　　对他的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是让我注意到的是，这个年轻人其实对建筑没有任何特别的研究，但是为什么他走进这个建筑的第一秒钟，就提出一个核心而且尖锐无比的问题：你的现代为什么不来自你的传统？你选择的现代和你自己的关联在哪里？你有没有一个思索的过程？
　　他在欧洲长大，从小就去剧院、音乐厅，从小就会在欧洲的乡村和城市看到有千年历史的建筑，也会看到欧洲的现代建筑，会在报纸上读到传统跟现代之间的对话以及辩论，所以他是在那样一个整体的、生活中随时有美学讨论的环境中长大；他从居住的乡村到城市会看到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建筑，他生命的过程就是一个大的美学教育。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些特别聪慧、有才气的人，就有可能变成后来的建筑大师。急功近利“拿来主义”大概是无法培养自己的大师的，因为没有土壤。
　　南都：那您对于现在出现的“汉服热”、“中医热”、“私塾热”这样的社会现象怎么看，这是人们开始重拾传统的信号吗？
　　龙应台：我想这是一个过程，就如同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生活在牢固的传统“网络”中，所以会出现一批人急切地、热烈地拥抱西方的一切，1905年的时候废除科举，这样一个历经两千年的制度说废就废了，并没有仔细地去思考以及想好整个的配套措施。
　　那个时候要拥抱西方，现在经过六十年走到今天，又变成要拥抱传统。我们是否变得有智慧一点了，是不是又要一刀两断地进行另一种拥抱？这确实值得思索。譬如说，现在的“国学”热里，有多大的成分是官方统治术中的一部分呢？
　　南都：那我们要怎样去健康地寻回我们的传统呢？
　　龙应台：自发性地拥抱“国学”，像是钟摆一样，也是个过程吧，这个过程没有什么坏处。只是我会觉得在拥抱“国学”的过程中，如果有国际观进来的话，那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找回传统的做法。很多我们习惯说成“传统”的东西，其实是普世的价值。多了解一下同样的价值在其他文化圈里被怎么辩论、怎么对待，会让我们更宽阔地看待自己的问题。
　　现代是公民有权解释自己
　　南都：您演讲中提到的宝藏岩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一个居民的表达、学界的支援、社会的抗争外，官员的努力综合作用力下的过程和结果。这就是您所理解的现代吧。
　　龙应台：这是我认为的传统跟现代化的衔接，衔接在哪里呢？生活在泥土上的人民，他的情感一定是连着传统的。宝藏岩的居民是有权利说出自己的情感、自己要选择的记忆是什么，而不是说永远是政府的决策者在做决定。
　　政府官员是那个搭舞台的人，他在后面费尽心思去考虑，如果用竹竿搭，一根竹竿跟一根竹竿要怎么样绑在一起不会垮的问题。政府官员只是搭舞台的匠人，台上演出的主角是公民。
　　南都：现代是城市里面居住的人情感的选择和呈现？
　　龙应台：确实如此，“现代”城市的面貌必须是充分地表达了在里头生活的人的最深的情感跟他对于自己的认定：我是谁？我希望过什么样的日子？我希望别人怎么看我？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这里的人民对于自己的认识，对于自己的记忆、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以及对于自己未来的想象，你设法透过所有的困难把它做出来，最后那个样子叫做我们的“现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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