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年的晚年反思
对光年老师，我虽有各种耳闻，但真正有切身感受，还是在离开作协之后。
2000年我面见张光年，是为《文艺报》前主编唐达成而去的。
1999年10月5日，达成老师患肺癌离世了，他的妻子马中行想编一本文集纪念他。我自告奋勇，接下了这活儿。文集编完，想找个合适的人写序。马老师向我讲了一串备选的人名，其中数王蒙名气最大。但王蒙建议请张光年来写，并说此人选“最合适了”。对于王蒙这个建议，凡是了解张光年与达成之间特殊关系的文友，都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招很绝”，也有人说“这招太损”。倒是马老师特别愿意接受王蒙的建议，她怎么想的，我也心知肚明。完全出于对光年老师的尊敬，怀抱着一种善良的心愿，我叉接下这登门求序的任务。满心期望老人家趁写序的机会，像周扬一样，说几句反思的话，也好告慰逝者和他的亲人。
在这之前，我陆续在报刊看到过几篇批评张光年的文章，主要是说他在以往的政治浪潮中，手下太不留情，伤害了一批文友，对他们后来因此经历的磨难，负有直接的责任。而他，至今没有一一向人家公开道歉。
问题在于这些文章发表的时机。对于一位身患癌症，动过两次大手术，生命已快走到尽头的老人，反思如此沉重痛苦的问题，是不是太残酷了？
我在此时造访张光年，也许很不适宜。
2000年3月，我带着厚厚的一沓唐达成《南窗外集》的原稿，其中也包括编入附录的一篇自已写的纪念文章，第一次走进张光年的家门。一眼看到的，是光年显得憔悴的神态。沙发旁的桌子上，就摊着我读过的几本期刊。我瞥了一眼，心里感觉有点不妙。他大概注意到了我眼神的落点，轻声说，最近过得不大安宁，觉得很累。
我恭敬地向他报告了达成妻子的委托，将目录和原稿交给了他。他神情忧郁非常伤感地对我说：“达成是个好同志，可惜，走得太早了！”听到这儿，我整个人全神贯注地端坐起来，特别希望老人家继续往下讲。我屏住气，一直在等待。空气像凝周了一样，令人压抑。我开始手足无措，频频喝水。张光年看上去很沉重，良久无言。然后，突然问我，你写了吗？我说，也写了，带过来了。他勉强笑笑说，我拜读一下，受点启发吧。
最后，他说了两句令我大失所望的话：“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吧，也不是一个人能负起责任的……”
他让我把稿子留下，不再说什么。我只好向他告别，心中无比扫兴。
几天后，张光年老伴叫我去家中取写好的序言。落款日期是2000年3月24日上午。张光年本人投有出来再见我。
他的序言写得很短，看上去很平淡。没有我和马老师期待的那些文字。第一句是“为唐达成文集作序，对我说来是一件痛苦的事”——我想，写这句时，也许张光年心中真有难以言说的痛苦。但也许，后来他又有过长时间的犹豫。因为，接下去他马上笔锋一转，大段说起了患病的话题。结尾有两句话很意味深长：“我正在想念你。我们有多少话要谈啊……”删节号后的话，表示省略了。
这结尾，更让我的失望升级了：我想，为何不在达成生前谈呢？又为何不在纪念文集的序言中谈呢？为什么分明可以解开的心结，完全可以使灵魂马上归于宁静的事情，却这么难做到呢？
回到上海，我曾一股脑儿向李子云倾诉宣泄自己这种情绪。
子云曾当过夏衍的秘书，是文坛知名的文学评论家。她有过写一篇与张光年深入对谈的计划。但一直没有实现。子云规劝我说，在张光年这代去过延安党性很强的革命老人中，有些人不会轻易否定自己的某段历史。要说，也是依照上面定的调子从总体上讲。她还说，人家不是把唐达成从山西调回来当《文艺报》副主编，以后又重用唐了吗？这就是道歉吧！
她告诉我一件事。欧阳文彬曾有篇散文提到张光年。上海有个热爱编辑工作的范泉，30年代就开始编《文艺春秋》等多种文学期刊。打成“右派”和“潜伏特务”后，流放青海20多年，差点冻死在那里。是张光年想方设法打听到他的下落，在他平反后，特邀他来京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从此改变了范泉的命运！后来，范泉调回上海书店任编审。他以年届古稀的惊人力量，担任了编辑《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总策划，12个分集，30个分卷，2000多万字。经过十年拼搏，终于完成这项填补空白的浩大工程，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最高的荣誉奖。这位被张光年寻找到的失踪多年的“右派”，就这样做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贡献。子云认为，由于个性和经历，每人表达内心的方式各不相同。用行动改错，与公开道歉，同样是反思的结果。比起一向把自己奉为真理代表，从不认错的人来，张光年还是要磊落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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